我对于古代的帝王从来就是功过分开看，很多看似从底层起来的帝王，如刘邦、朱元璋，往往也是转头自己做皇帝，继续压榨百姓，他们没想过自己的出身经历也是从这些百姓中起来的。
“耕者”不等于“得者”——土地上的劳动，多是为别人流汗。
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绝非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幸福恬淡”的田园牧歌式存在。相反，他们几乎处于所有社会层级中被压迫最重的一层。
最基本的一件事——土地，并不属于他们。
从战国的“王田制”到秦汉的“田里制”、唐代的“均田制”、宋代的“占田限额”、明清的“丈量清册”，统治者始终在用制度名义“分配”土地，但这些制度的实际效果常常偏离初衷。大量土地最终集中于官僚豪强、宗族地主手中，而真正种地的农民，多半是“佃户”“客民”或“佃佃户”。
他们既要给地主交租，又要给官府交税，还有家中老小要养活。种了一年地，收成的果实，十有八九被别人拿走。自己和家人能吃饱，是一种“幸运”。
苛税杂役，像吸血的蚂蟥，年年都在啃骨头，赋税制度，是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经济基础。而这个制度，最沉重的一端，压在农民身上。
汉代的“算赋”与“田租”，唐代的“租庸调”，宋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地丁银”——听上去很制度化，但执行时几乎都滑向一个方向：不论你多穷，只要你头上有户籍、脚下有块地，就得交钱出力。
除了主要赋税，还有层出不穷的“杂税”：修河筑堤、修路架桥、送粮运盐、押送军需，甚至为官吏出行备马、提供食宿等都算农户负担。明清时期一项调查发现，某些州县的“正税”年额不过二十万两，而“杂捐杂派”却高达五十万两。
这些“外加负担”才是农民真正的噩梦：田还没种完，县里就派人来要徭役；粮刚收上来，催税的胥吏就上门。那些年的农民，活得是实打实的被扒了三层皮。
战争灾荒，农民永远是最先饿死、最先送命的那一群人。一旦战乱，士族可以逃往家庙、宗祠、亲戚庄园；富商可以携资外逃；官员还能转任他地。但农民呢？逃无可逃，走无处走。
黄河决口，田地泡水，颗粒无收；一场兵灾，田地烧光、牲畜抢光；瘟疫传染，全村皆亡，连尸首都没人埋。史书上轻描淡写一句“荒政失修，民多流亡”，背后是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村庄毁灭。
明末李自成兵起之地——陕西米脂，一年连灾，农民被“官逼兵压、饿殍遍野”；清朝太平天国战争中，长江中下游的农田成了战场，百姓被迫“逃荒为寇”。不是他们想反，是活不下去了。
在帝国的灾难中，农民永远是炮灰。他们没有政治靠山、没有经济缓冲，一旦系统出错，最先倒下的是他们。
所谓“起义”，不是理想主义的高歌，而是绝境中的挣扎，很多人把农民起义当做一种“浪漫”的政治叙事，什么“揭竿而起”“逐鹿中原”“改天换地”。但真实的农民起义，更多是一种生存本能。
黄巾起义前的东汉，灾荒与赋役交错，张角以“太平道”煽动的是一种“给你出路”的幻觉；红巾军、白莲教……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往往不是“想造反”的政治人，而是“活不下去”的饥民。
起义之后的命运呢？成功的为数极少，大多是被镇压、被围剿、被屠村。即使成功登上皇位的领导者，如朱元璋，建立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流民”、清剿“山林反贼”，防止“第二批自己”。
农民起义是底层怒火的总爆发，但从不意味着他们能真正主宰国家命运。
教育、技术、法律，农民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农民为何难以翻身？因为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话语权”。
自秦以后，“学在官府”，读书是士人、子弟的特权。普通农户子弟即便能识几个字，也无法参加科举、入仕、谋职。清代每万户中，能中秀才者不过个位数，而进士几乎全由地主、官宦家庭包揽。
技术上，种地靠天吃饭——直到清代末期，全国九成农民还用“牛耕木犁”；法制上，农民几乎没有可申诉之门——县官既是行政、又是司法，告状难于登天。
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用“文化”“制度”“技术”三重壁垒，把农民困在土地里，代代为人作嫁衣裳。
宗族、乡绅与村规，往往比官府更让人喘不过气。很多人以为“官府压迫最重”，但在实际乡村社会中，对农民控制更紧密的，往往是宗族与乡绅。
村里最有权的人，不是县令，而是族长、祠堂、里长、地主、保甲。这些人既是税收中介，也是劳役调度者，还是道德审判官。
族规一出，违者遭驱逐、断粮、辱骂，甚至打死不偿命。地主的一句话，可以让一家老小无田可耕、无水可饮。地方治理越放任，这种“地头蛇统治”越泛滥。
所有制度改革，都是先拿农民来“试刀”。每一次税制改革，每一次劳役政策调整，最先动刀的都是农民。
隋唐“租庸调”刚出，农民就要准备三样东西：田租、布帛、丁役，错一项就是“抗法”；北宋“两税法”，本意是平均负担，结果变成按产征税，地主藏产不报，农民暴露在阳光下；明代“一条鞭法”，把杂税合并成银，听起来简化，实则银贵于粮，普通农民为交税被迫借高利贷。
历代改革者总是宣称“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但最终结果，往往是富者有法避税，穷人反倒负担更重。
农民是帝国实验场里的“常驻试验品”，换一代皇帝，换一批法令，苦都要他们来承受。
他们从不被理解，只在“被需要”时被提起。历朝历代写农民最多的时刻，是起义、战争、灾荒、徭役时期。其他时候，他们是隐身的沉默群体。
史书关注帝王将相、文人名士、宫闱政争、边疆兵事，农民在哪里？只有偶尔提到：“岁歉，民饥。”或“民变，州县大乱。”除此之外，是长达数百年的沉默。
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史书、诗篇。他们的眼泪、尸骨、血汗，被写作“流民”“匪患”“灾荒”几个抽象的字眼。一代又一代人，从田头走进坟地，名字都没留下。
“民为邦本”是骗人的说法，本就是收割机器的齿轮。帝王常说“民为邦本”，士人作文也爱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真实情况是，农民从来只是一个被安排好角色的存在。他们不参与制定制度、不参与选择统治者，只负责按时缴税、出力、交租，听话。
朝廷需要兵员时，农民是徭役的源头；需要钱粮时，农民是赋税的核心；需要安抚民心时，农民是宣传的工具。只有在“民心不稳”时，才有人喊“爱民如子”。
他们的存在，是国家机器最底层的运转工具。崩了，就换；坏了，就弃；活着，就继续压榨。
苦难被当作“天命”，不被当作“问题”。最大的悲哀是：这些苦难，从不被当作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被归因于“天灾”“命运”“朝代更替的自然规律”。
旱灾饿死人，说是“天怒”；战乱失地千里，说是“气数已尽”；赋役压得百姓倾家荡产，说是“民间根基未固”。
谁去问一句：是不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是不是行政执行不公？是不是资源配置不平衡？很少有人敢。
就连农民自己也慢慢认命了。他们信命、拜神、忍耐、节俭，把一切苦难当成命数，而不是人祸。这才是最深层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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