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如今的曙光农庄，牌子没变，但内核已经彻底改变。
瓦西里不再召开社员大会，所有决策都由他一人说了算。
曾经的集体资产，成为他牟取私利的工具，干部经济的种种弊端，如同黑土地上的杂草般疯狂滋生。
最直接的危害，是集体资产的持续流失。
瓦西里掌权后，首先将农庄集体最肥沃的200公顷黑土地，以每年每公顷极低的价格，承包给了自己的小舅子。
这个价格还不到市场均价的十分之一。
而普通社员想要承包土地，不仅要支付三倍的承包费，还得“自愿”给瓦西里送礼。
彼得罗想承包自家老宅旁边的三亩地种土豆，被要求先送一瓶伏特加和一公斤香肠，即便如此，他拿到的还是贫瘠的坡地。
农产品的分配，更是赤裸裸的掠夺。
夏粮丰收，农庄集体总产量达5000吨小麦，按照市场价格，扣除成本后，净利润可达60万战斗币。
但瓦西里通过关联交易，将小麦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卖给了基辅的私人粮商。
这家粮商的老板，是他的远房亲戚。
随后粮商再以市场价转手卖出，差价全部流入瓦西里的口袋。
到了分红时，瓦西里拿出伪造的财务报表。
声称“今年化肥和能源价格上涨，企业仅盈利18万库邦币”，每位社员只分到了500战斗币。
而瓦西里却在基辅买了一辆当时极为罕见的进口摩托车。
每天开着摩托车，往返农庄和市区，成为乡邻们既羡慕又痛恨的对象。
生产效率的急剧下滑，是干部经济的另一大恶果。
瓦西里关注的只有短期利益，根本不关心农庄的长期发展。
苏联时期留下的农机设备，因为缺乏维护而逐渐老化。
春天播种时，有12台拖拉机，因故障无法使用。
而瓦西里拒绝拿出资金维修，反而将维修预算，列入自己的“管理费用”。
他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见效快的项目上。
比如在农庄边缘，建了一座小型面粉厂，专门加工优质小麦，产品全部高价销往基辅，利润归他个人所有。
而集体的粮食生产，则因为投入不足而产量下降。
能源短缺的问题，在干部经济的运作下愈发严重。
战国独立后，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能源补贴，俄罗斯不仅削减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还将价格提高了三倍。
曙光农庄的能源配额，被削减了40%，瓦西里将仅有的能源配额，优先供给自己的面粉厂。
而集体的耕地灌溉和粮食烘干，则因为缺乏天然气，而无法正常进行。
彼得罗负责的麦田，因为灌溉不足，减产了三分之一，他找到瓦西里理论，却被直接驳回。
“面粉厂能赚钱，灌溉是亏本买卖，懂不懂经营？”
这种短视的决策，让农庄的生产条件持续恶化，原本肥沃的集体黑土地，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肥力。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也就不再把精力，花费到集体的土地上，全部都只管好分配到自己手中的土地。
瓦西里的亲信们，个个腰缠万贯。
农机队队长尼古拉在基辅开了餐馆。
会计娜佳买了金项链和宝石戒指。
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垄断了农庄的所有资源。
当社员们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却发现申诉无门。
彼得罗联合20多位老社员，收集了瓦西里侵占集体资产的证据，向乡委会和州政府举报。
可他们的举报信石沉大海。
瓦西里早已用贿赂，打通了关节，乡党委书记，每年能收到他送来的10吨小麦和500美元现金。
社员们因为集体土地的分红问题，聚集在农庄办公室前抗议，瓦西里直接打电话叫来警察。
以“破坏生产秩序”为由，将带头抗议的三位老人，拘留了十天。
有人试图将证据交给基辅的报社，却被编辑告知。
“现在这种事太多了，没人敢报道。”
干部经济的蔓延，不仅摧毁了集体经济的根基，更瓦解了社会的信任纽带。
曾经的邻里乡亲，因为利益分配而反目成仇。
有的人为了得到好岗位，主动投靠瓦西里，监视其他社员。
有的人因为拒绝同流合污，被排挤到最艰苦的岗位。
这种社会撕裂，在战国底下的农庄，开始慢慢出现了苗头。
少数干部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为以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战国在成立的时候，将土地分配下去，就是要让人们，先把粮食种植出来。
交完税之后，可以允许个人想办法做点小生意，但是被划定在了一定的区域当中，不能乱走动。
这就导致能去到大城市里面的人，只有干部才能够做到。
一些干部，从一开始有了一些小心思，慢慢的试探，发现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后面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发生这样事情的地方，在全国各地各个农村都有出现，包括乔丽丝最早掌控的第聂伯河地区，也同样有了这一种情况发生。
农民手中有了土地，靠着土地生活，养活着一大家子人。
管理着农庄的干部，手里有着权力，靠着他们的权力，慢慢的将这种权力利益化。
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各种资源，慢慢的转变成为了干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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