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催生思想文化的激荡。当大名府及其周边的工坊区机器日夜轰鸣，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开始萌芽之时，一场关乎思想、教育、乃至文化主导权的无形战争，也在这片土地上悄然拉开了序幕。陈远深知，欲彻底改造社会，仅靠刀剑、律法和机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塑造新的意识形态。
北地三省，尤其是大名府，在陈远的强力主导和新兴工商业力量的支持下，正逐渐成为与江南、北京等传统文化中心分庭抗礼的“新学”策源地。
大名府城东，原本一座废弃的寺庙被改建一新，挂上了“北地格致大学堂”的匾额。这里没有传统书院的森严古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开放、务实的气息。学堂的大门对着所有通过基础考核的学子开放，无论其出身士农工商。
这一日，大学堂的辩论堂内，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经义与实学”辩论会。一方是几位受邀前来、仍坚持程朱理学为正统的老学究；另一方，则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等深受陈远思想影响的年轻士子为代表的新学倡导者。
台下座无虚席，除了大学堂的学生，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官员、商人、甚至识字的工匠，气氛热烈。
一位老儒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圣人之道，万世不易之真理！为学当以穷理尽性为本，岂能舍本逐末，沉溺于奇技淫巧、术数小道？”
他的发言，引来了部分传统士子的附和。
然而，顾炎武立刻起身反驳，声音清越而有力：“先生所言差矣！晚生以为，‘格物’之真谛，在于探究事物之本源与规律，而非空谈心性！昔日孔子亦多能鄙事，何曾轻视实务？如今北地，若非陈公大力推行实学，改进农具，兴修水利，研制火器，安能抵御虏骑，安置流民，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空谈道德性命，于国于民，有何实益？”
黄宗羲更是言辞激烈：“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君者，当为天下人谋利，而非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程朱理学，一味强调忠君，却束缚民智，压抑人性，实为专制之帮凶！如今北地，‘摊丁入亩’使小民得减负，‘限田令’使耕者有其田，此方为‘仁政’之实！若学问不能经世致用，造福于民，纵然读尽圣贤书，亦不过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腐儒耳！”
“狂妄！”
“离经叛道！”
几位老学究被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连声斥责。
但台下却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叫好声！尤其是那些来自平民家庭、或切身感受到新政好处的学生和听众，更是激动不已。新学的思想，如同清新的风，吹进了他们原本被传统理学禁锢的心田。
这样的辩论，在大学堂内时常发生。陈远虽然不直接参与，但他通过设定课程、资助刊物、鼓励交流等方式，为新学思想的传播创造了肥沃的土壤。除了传统的经史，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地理、博物等“格致之学”被列为必修科目。学堂内设有专门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和来自西洋的译着（通过海贸司和传教士渠道获得）。
同时，陈远还授意赵顺的数据司，创办了一份名为《北地新报》的刊物。这份报纸并非传统的官报，而是采用活字印刷，定期出版，内容涵盖朝廷政令（经筛选）、北地新闻、新政解读、科技新知、商事信息、甚至还有一些杂文和评论。
《北地新报》以其通俗的语言、实用的内容和新颖的观点，迅速在北地各阶层中流传开来，识字的人争相阅读，不识字的人也喜欢聚在一起听人读报。它成为了传播新思想、引导舆论、普及新知的重要工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看报看报！《北地新报》最新号外！陈执政发表《劝学新篇》，号召天下学子，‘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快看！报上说，格物院又出新成果，新式纺纱机一台可抵百工！”
“还有这篇，《论‘天下为公’与‘民贵君轻’》，写得真好！说出了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
类似的场景，在北地的城市乃至乡镇不断上演。
新学的崛起和《北地新报》的流行，自然引起了传统卫道士的极大恐慌和猛烈攻击。他们将大名府视为“异端邪说”的巢穴，将陈远视为败坏人心、动摇国本的罪魁祸首。
曲阜衍圣公府再次发出檄文，痛斥北地新学“蔑弃祖宗法度，惑乱天下人心”，呼吁天下士人共讨之。
北京的都察院里，弹劾陈远“倡兴邪说，败坏士风”的奏章也再次堆积起来。
甚至在北地内部，一些思想保守的官员和士绅，也对此深感不安，私下里议论纷纷。
面对这些攻击，陈远的应对策略是——不予理睬，加倍投入。
他进一步加大了对新式学堂和《北地新报》的扶持力度，从海贸利润中拨出专款，用于兴学和办报。同时，他授意大学堂，组织学者编写一套系统阐述新学思想的丛书，名为《新学铨释》，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多个层面，构建新学的理论体系，以对抗程朱理学的权威。
文化的激荡，思想的碰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激烈地进行着。旧的价值体系在松动，新的思想观念在萌发。尽管前路依然阻力重重，但一颗名为“启蒙”的种子，已经在北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陈远站在格致大学堂的藏书楼上，看着楼下广场上激烈辩论的学子，听着那充满活力的声音，心中充满了希望。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喃喃自语，“但唯有破了这禁锢人心的‘心中贼’，华夏才能真正摆脱治乱循环的宿命，走向光明的未来。这条路，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改革更加漫长，但也更加根本。”
他深知，这场文化思想的战争，将决定他所有改革的最终成败，也将决定这个文明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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