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只牛儿学种田，结间茅屋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官终幻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
这八句诗，都是通达事理之人说的话，其中最后一句“老去文章不值钱”，还有一番说法呢。
一般来说，一个人功名来得早还是晚，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有的人年少得志，有的人却大器晚成。年少得志的人，未必能有长久的成就；大器晚成的人，也未必就一事无成。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骄傲自满，也不能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自暴自弃。这“年轻”和“年老”的说法，光看岁数可不算数。
就好比甘罗，十二岁就当了丞相，可十三岁就去世了。这么说来，他那十二岁的年纪，其实就相当于别人头发花白、牙齿掉光、弯腰驼背的晚年了，剩下的日子已经很短，根本算不上少年。再说说姜太公，八十岁的时候还在渭水边上钓鱼呢。后来他遇到了周文王，文王用车子把他载回朝中，拜他为师尚父。文王去世后，武王即位，姜太公又手持斧钺担任军师，辅佐武王讨伐商纣王，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自己也被封到了齐国。他还教导儿子丁公治理齐国，自己则留在周朝担任丞相，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才去世。你想想，八十岁的一个老渔翁，谁能料到他往后还有那么多大事业要做，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这么看的话，他八十岁的年纪，其实就相当于别人刚束发成年、刚戴上官帽、刚娶媳妇、刚参加科举童子试的年纪，根本算不上老年。
世上的人只知道盯着眼前的富贵贫贱，哪里会去想一个人往后的日子是长是短？见到年少得志的，就拼命奉承巴结；看到那些年纪大了、仕途不顺的，就怠慢轻视。这都是些见识短浅的人。这就跟种田一样，有早熟的谷子，也有晚熟的水稻，谁也说不准到底哪一种收成更好。古人说得好：东园里的桃李花，开得早，败得也快；山涧边的松树，生长得慢，到了晚年却依旧郁郁葱葱，苍翠挺拔。
话说在明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个秀才，复姓鲜于，名叫鲜于同，字大通。他八岁的时候就被举荐为神童，十一岁就考中了秀才，还被破格增补为廪生。论起他的才学，就连董仲舒、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豪，他都不放在眼里，真是胸藏万卷诗书，笔下文采能横扫千军。论起他的志气，就算是冯京、商辂那样连中三元的才子，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囊中之物，真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
可谁能想到，他偏偏就是才学越高，命运越坎坷，志向越大，福分越浅薄。年年参加科举考试，岁岁都挤进考场，却始终没能得到考官的赏识，没能金榜题名。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按照资历，他本该被举荐为贡生了。但他是个有才有志的人，压根瞧不上贡生那条出路。他心里盘算着，穷秀才家全靠学堂里每年发的那几两廪银，当做读书的本钱。要是离开学堂，就没了这笔收入；再要是去京城国子监读书，反而还要花费不少路费盘缠。况且在本省参加科举考试，比在国子监更容易考中，这么一算，去当贡生实在不划算。
后来他偶然在朋友面前透露出不想当贡生的念头，这下可好了，那些按资历排在他后面、等着当贡生的秀才，纷纷找上门来，想要他把贡生的名额让出来，还情愿拿出几十两银子作为酬谢。鲜于同还能白得这笔好处，心里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占了个大便宜。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慢慢成了惯例。之后人人都想当贡生，个个抢着来求他。
鲜于同从三十岁那年让贡开始，一连让了八次，到了四十六岁，还依旧埋没在秀才的行列里，和一群年轻秀才一起追逐科举功名。有人嘲笑他，有人怜悯他，也有人劝他。那些嘲笑他的，他全当没听见；那些怜悯他的，他也坚决不接受；只有那些劝他干脆去当贡生的人，会惹得他勃然大怒，说道：“你劝我去当贡生，无非是说我年纪大了，这辈子都别想考中科举了。可你不知道，‘龙头属于老成’，梁皓八十二岁还考中了状元，也为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汉争了口气。我要是情愿屈就，三十岁那年就去当贡生了；再稍微花点心思钻营打点，至少也能当个府县的辅佐官员，昧着良心做事的话，完全可以荣华富贵，养家肥宅。
可如今这世道，就是个看重科举功名的世界！就算是孔夫子那样的圣人，要是没考中科举，谁又会承认他胸有才学呢？反倒是那些穷乡僻壤的毛头小子，粗粗记得几篇陈腐的八股文，要是碰上瞎眼的考官，胡乱圈点一番，就能在睡梦里混个进士头衔。一旦中了进士，照样有人巴结着拜他做门生，尊称他为老师，他就算是天南海北地胡吹乱侃，又有谁敢出个题目，再考考这个戴乌纱帽的进士呢？
不仅如此，做官里头还有太多不公平的地方！进士出身的官员，就像是铜打铁铸的一般，就算肆意妄为，也没人敢说个“不”字；而那些靠贡生出身的官员，就算做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得像捧着鸡蛋过桥一样，上司还总要找他的麻烦。等到巡按御史回京复命，弹劾官员的时候，只要是进士出身的，就算把他写得极其贪婪残酷，旁人平心而论，觉得他被捉拿审问也罪有应得，可到了最后，朝廷生怕断了这些进士官员的后路，总会说：‘这个官员，虽然为官不端，但念在他初出茅庐，或者还年轻，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有望在晚年奋发图强，就按照处事浮躁或者政绩不足的条例，降职调任吧。’没过几年，这些人又能官复原职，甚至步步高升。要是舍得花些银子，央求有权有势的人出面挽回，最多不过是调换个地方做官，压根不算什么大事。
可贡生出身的官员就不一样了，只要犯了一分错，就会被当成十分错来处理；运气不好的话，碰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没处发泄怒火，就算你是个清廉贤明的好官，也免不了要替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背黑锅。有这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要是考不中进士，干脆就别做官了！我宁可一辈子做个老秀才，就算死了，到阎王面前高声喊冤，也能博个来世出头的机会。我怎么能甘心屈身求全，整天受别人的气，靠吃顺气丸过日子呢！”
说完，鲜于同便吟出一首诗来：“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时有个平津侯，覆姓公孙名弘，五十岁读《春秋》，六十岁对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登第，人以为诗谶，此是后话。
鲜于同自从吟完那八句诗后，求仕的志向反倒越发坚定了。可无奈他时运不济，转眼就到了五十岁，依旧是“苏秦还是旧苏秦”，没能改换门庭、金榜题名。又过了几年，他就连秀才的岁考都考不好了。可每到科举考试的年份，第一个拦在考场门口请求报考的，还是他，也因此招来了不少人的厌烦和轻视。
到了天顺六年，鲜于同已经五十七岁，鬓角头发都变得花白，却还是挤在一群年轻秀才中间，兴致勃勃地谈论文学、讲解经艺，说起来就滔滔不绝。那些年轻人看见他，有的把他当成怪物，远远地躲开；有的把他当作笑柄，凑上前去戏弄他。
再说兴安县的知县，姓蒯名遇时，表字顺之，是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他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科举，名气和声望都很高。他喜欢和人谈论文学经艺、品评古今人物，却有个毛病——偏爱年轻人，看不起年长的读书人，做不到一视同仁。见到年轻有为的秀才，他会格外看重、多加鼓励；要是碰到年纪大的读书人，就把人家当成腐朽无用的东西，嘴上喊着“先辈”，语气里却满是戏谑和轻慢。
这一年乡试的日子快到了，学政下发公文，命令各县对秀才进行录科考试，选拔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人。蒯知县便召集全县的秀才进行考试，他让人把试卷上的姓名糊起来再批改，仗着自己眼光准，一心要秉公评判。他从一堆试卷里挑出一份当作第一名，心里得意极了，就当着所有秀才的面夸赞道：“本县选中的这份榜首试卷，文风很有吴越地区的韵味气度，作者这次乡试肯定能一举得中，接下来的会试也能接连告捷，咱们全县的秀才，没人能比得上他！”
众人都拱手恭听，就像当年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一样，满心好奇到底是哪位有名的才子能得到这般赏识。可等到拆开封条、唱名公布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应声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你道这人长什么样？长得又矮又胖，胡须头发一半黑一半白；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儒巾，样式早就过时了；身上穿的蓝色长衫，补丁叠着补丁，到处都是破洞。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觉得：这人要是穿上官服，简直就像阎王殿里的胡判官。也不枉知县大人刚才夸赞，这位“先辈”今天可算是扬眉吐气了。别羡慕他，也别自己叹气，谁都有变老的那一天。不用钻营，不用忙活，按资历排序，早晚也能轮到自己当案首。
这个考中案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人当成怪物、笑柄的五十七岁秀才——鲜于同。满堂的秀才顿时哄堂大笑，都起哄道：“鲜于‘先辈’，又被重用啦！”就连蒯知县自己，也羞得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一时眼花看错了文章，如今在众人注视的场合，又怎么能反悔呢？他憋着一肚子气，胡乱把剩下的试卷都拆完了。还好除了第一名，后面选中的一个个都是年轻有为的秀才，这才让他心里稍微好受了点，算是嗔怪中带着几分欢喜。当天蒯知县把秀才们的事情安排完，回到县衙后就一直闷闷不乐，这事咱们就不多说了。
再说鲜于同年轻的时候本就是个有名的才子，可因为仕途困顿蹉跎了这么多年，虽然求仕的志向没磨灭，心里却也满是失意和惭愧，就像屈原在江边独自吟诵，满心愁苦；又像苏秦失意归家，满面羞惭。
今天他完全没料到，自己竟然考了个录科案首，心里也不由得泛起几分兴奋。他知道到了学政主持的考试，学政未必会喜欢自己的文章，但好在有了县里案首的身份，就能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于是他兴冲冲地赶往省城参加考试。
到了省城，其他考生都在住处埋头研读经书、温习策论，只有鲜于同因为平日里学问就很扎实，整天就在街上闲逛。旁人看见他这副模样，都猜测道：“这位老相公，怕是来送儿子、孙子进考场的吧？真是个局外人，日子过得也太悠闲自在了！”要是有人知道他自己就是来参加乡试的秀才，少不得要嘲笑他几声。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八月初七。街上锣鼓喧天、吹吹打打，大家都在迎接主考官进入贡院。鲜于同凑过去看热闹，竟发现兴安县的蒯知县，被聘请担任《礼记》房的考官。鲜于同心里暗自盘算：我和蒯知县考的是同一本经籍，他之前还把我取为案首，肯定是赏识我的文章，这次我肯定能碰上好运，十有八九能考中。
可他哪里知道，蒯知县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蒯知县又有了别的心思，他琢磨着：“我要是录取一个年轻的考生做门生，他往后的仕途还长，能当官的年头也多，我这个房师也能跟着沾光、靠得上他。那些年纪大的老秀才，就算录取了也没什么用处。”他还在心里嘀咕：“之前录科考试的时候，我真是昏了头，竟然错选了鲜于‘先辈’当案首，害得我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这次乡试我要是再录取了他，岂不是又要闹一场笑话？我现在阅卷，只要是三场试卷写得工整完备的，多半是老学究写的，年纪肯定不小了，绝对不能录取。我只挑那些文笔稚嫩、章法混乱、四六骈文写得歪歪扭扭、策论写得底气不足、判词写得糊里糊涂的试卷，这些肯定是年轻考生的手笔。他们虽然学问还不够扎实，但再培养一两科，年纪还不算大，正好还能避开鲜于同这个麻烦事。”
蒯知县打定主意后，就照着这个标准阅卷，挑了几份写得乱七八糟、勉强有点文采的试卷，画上大圈大勾，呈交给了主考官。主考官看了之后，都批了“中”字。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主考官和各房考官一起在至公堂上拆封填榜。《礼记》房推荐的榜首试卷，考生是桂林府兴安县的秀才，复姓鲜于名同，修习的是《礼记》——又是那个五十七岁的“怪物”“笑柄”，这下他可算是侥幸考中了。蒯知县看到这结果，惊讶得不得了。主考官见蒯知县一脸不高兴，就问他是什么缘故。蒯知县连忙说道：“那个鲜于同年纪已经太老了，要是把他排在前列，恐怕压不住年轻的考生，我情愿换一卷上来顶替他。”
主考官指着堂上的匾额说道：“这座大堂既然名叫‘至公堂’，怎么能因为考生年纪大小就心存偏私、有所好恶呢？自古以来，科举的状元就常常属于老成之士，录取他正好也能鼓舞天下读书人的志气！”说完就不肯更换，最终判定鲜于同是乡试第五名正魁。蒯知县也没办法，只能作罢。这真是：任凭你费尽心机算计，命中注定的事情终究改变不了；本来一心想选年轻考生，到头来还是录取了那个老怪物。
蒯知县原本打定主意不想录取鲜于“先辈”，所以只挑那些写得乱七八糟的试卷录取。可鲜于同本是饱学之士，文章肯定写得工整完备，怎么反倒合了蒯知县的心意呢？原来鲜于同在八月初七那天看到蒯知县进了贡院，自以为这次肯定能交好运，回到住处就多喝了几杯冷酒，结果伤了脾胃，闹起了腹泻。他勉强撑着进了考场，一边忍着腹痛构思文章，一边不停地往茅房跑，泻得浑身发软、有气无力，文章也只能草草写完。第二场、第三场考试，他还是这副模样，满肚子的学问，一点都没发挥出来。他考完之后，自己都觉得肯定考不中了。谁知蒯知县偏偏就不喜欢工整完备的文章，他这篇潦草的答卷，反倒让他高中了乡试正魁。这也是他时来运转，否极泰来，阴差阳错之间，竟然就这么凑巧得中了。
这一年兴安县，就只考中了鲜于同一个举人。当天鹿鸣宴结束后，各位同榜考中的举人按年龄排次序，鲜于同就排在了第一位。各房的考官见到自己录取的门生，都十分高兴，只有蒯知县还是闷闷不乐。鲜于同感激蒯知县两次赏识自己的恩情，对他更加殷勤恭敬，可蒯知县对他却越发冷淡敷衍。后来鲜于同去京城参加会试，蒯知县也只是按惯例对待他，一点都没有格外关照、多加提携的意思。
第二年，五十八岁的鲜于同参加会试，结果落榜了。他见到蒯知县，蒯知县没别的话好说，只劝他不如接受朝廷的选任，去当个小官算了。鲜于同当了四十多年的秀才，都不肯屈就去做贡生出身的官，如今才刚考中举人一年，怎么肯甘心去就任举人出身的官职呢？他回到家后，读书的兴致反而更浓了。每次听说乡里的秀才聚在一起切磋文章，他就揣着纸墨笔砚，凑到人家的文会里一起写文章。任凭众人耍弄他、嘲笑他、埋怨他、嫌弃他，他都全不在意。写完文章后，他把众人的作品都看一遍，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还把这当成了家常便饭。
时光飞逝，一转眼三年过去，又到了会试的日子。鲜于同这年已经六十一岁了，年纪虽然又长了几岁，精神头却还是和从前一样健旺。这是他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在住处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考中了会试正魁，榜上有他的名字，可后面填的考试科目却是《诗经》，不是他一直修习的《礼记》。鲜于同本就是学识渊博的老儒生，哪一门经书钻研得不透彻呢？他一心盼着考取功名，对梦里的话不由得不信，干脆就改考《诗经》了。
世上的事就这么凑巧。蒯知县为官清廉，被选调进了京城，朝廷钦授他礼科给事中的官职，这一年他又被选入会试，担任经书房的考官。蒯知县不知道鲜于同改考经书的事，心里暗自盘算：“我前两次都犯了糊涂，竟把鲜于‘先辈’取为榜首，这次会试，他的年纪更大了。要是我在《礼记》房阅卷，再把他取中，那可就成了我一辈子的污点。我现在干脆不看《礼记》的卷子，改去看《诗经》的卷子，这样不管鲜于‘先辈’中不中，都跟我没关系了。”等到进入贡院开始阅卷，他就请求负责批阅《诗经》五房的试卷。
可蒯知县转念又想：“天底下像鲜于‘先辈’这样的老儒生，想必也不止一个。我就算不取中鲜于同，要是又取中了别的老头子，那岂不是‘躲了雷公，又遇了霹雳’！我想到了，但凡那些老儒生，对经书的要义肯定理解得十分透彻；而那些年轻人，心思都放在四书文上，对经书的理解必然不精深。现在我阅卷，偏不挑那些四书五经答得工整完备的，只要是文笔还算有点底子，就算对题目的主旨理解得有点偏差也没关系，这样录取的肯定是年轻人。”
他按照这个标准阅完卷，把选中的试卷呈了上去。等到会试结果揭晓，《诗经》五房推荐的榜首试卷，排在第十名正魁。拆开封条查看姓名籍贯，赫然写着——桂林府兴安县学生，复姓鲜于名同，修习《诗经》。偏偏又是那个六十一岁、被人当作怪物和笑柄的老秀才！蒯遇时气得眼睛发直、嘴巴大张，整个人像一截枯木、一堆死灰似的，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心里懊悔不已：早知道富贵功名都是命中注定的，何苦从前白费那么多心思呢！
蒯知县又琢磨起来：“世上同名同姓的人虽然多，但桂林府兴安县肯定不会有两个鲜于同。只是他一向考的是《礼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考《诗经》了，真是怪事！”等鲜于同来拜见他的时候，蒯知县就问起了他改考经书的缘由。鲜于同把梦里的情形说了一遍，蒯知县连连叹息，说道：“真是天命注定的进士，真是天命注定的进士啊！”打这以后，蒯知县和鲜于同的师生情谊，反倒比以前深厚了几分。
殿试结束后，鲜于同的成绩排在二甲前列，被授予刑部主事的官职。别人都觉得他晚年才考中功名，又被分到刑部这种没什么油水的冷门部门，都替他憋屈，可他自己却过得怡然自得。
再说蒯遇时在礼科任职期间，向来直言敢谏，因为在奏疏里触怒了大学士刘吉，被刘吉找了个罪名，关进了诏狱。那时候刑部的官员一个个都巴结刘吉，想把蒯知县往死里整。可巧的是，鲜于同正好在刑部任职，他尽全力周旋关照，蒯知县才没吃什么大亏。鲜于同还召集了当年同榜考中的举人，到各个衙门去求情疏通，蒯知县最终得以从轻发落，只是被贬官调任。
蒯知县事后暗自思忖：“‘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我当初要是没取中这个老门生，今天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于是他专程赶到鲜于同的住处登门道谢。鲜于同说：“门生承蒙恩师三次赏识提拔，今天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只能稍稍报答乡试时恩师的知遇之恩罢了。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如同天高地厚，我这点小事，连万分之一都报答不了啊！”当天师生二人开怀畅饮，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打这以后，不管蒯知县是在家闲居还是在外地做官，每年必定会派人来问候鲜于同，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虽然送的礼物不算贵重，不过是表达一份心意罢了。
时光又匆匆过去六年，鲜于同在刑部一步步升迁，按资历应该升任知府了。京城上下都看重他的才干和人品，敬重他的老成持重，吏部打算给他安排一个好的职位。可鲜于同对此一点都不在意。
有一天，他偶然收到一封来自仙居县的信，信里说蒯知县的儿子蒯敬共，和当地的富豪查家争夺坟地的地界，两人吵了一架。后来查家走失了一个小厮，就诬告是被蒯敬共打死的，还以人命案把蒯家告到了官府。蒯敬共没钱没势，没法跟查家打官司，干脆一溜烟逃到云南他父亲的任所去了。官府怀疑蒯敬共是畏罪潜逃，觉得命案属实，就接连不断地派人去蒯家抓人，还把蒯家的几个家属关进了监狱，蒯家上下都吓得惶惶不安。
鲜于同打听得知，台州府正好缺一个知府，就托人去吏部请求调任这个职位。吏部知道台州原本就不是什么富庶的好地方，既然鲜于同自己愿意去，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当即就把他调任为台州府知府。
鲜于同到任三天，查家就知道新太守是蒯知县的门生，特意讨了这个官职来台州，就是为了给蒯家解围，肯定会有所偏袒。于是查家先派人到知府衙门附近散布谣言，故意刁难挑衅，鲜于同却假装没听见。蒯家的家属来衙门喊冤，鲜于同也装作不理不睬的样子。暗地里，他却派了干练的捕快出去查访，务必找到查家走失的那个小厮。
过了两个多月，那个小厮终于在杭州被抓到了。鲜于太守当堂审问，查明小厮确实是自己离家出走的，跟蒯家没有半点关系。于是他下令责打了小厮一顿，让查家来人把他领回去，同时把被关押的蒯家家属全部释放。
之后鲜于太守选了一天，亲自来到那块坟地，实地查看地界。查家见小厮已经被找到，知道自己诬告的事情站不住脚，担心结案的时候自己会吃亏，就一边托有头有脸的人物去太守府说情，一边派人去蒯家，情愿让出争执的坟地地界，请求和解。蒯家的冤屈已经洗清，也不想再和查家结仇，就同意了和解。鲜于太守批准了两家的和解请求，又对查家诬告的行为略加惩罚，还把审理结果详细禀报给了上级，两家对这个结果都心悦诚服。这正是：只要官府有明镜高悬，就不怕民间有奸诈刁顽。
鲜于太守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云南去回复房师蒯知县。蒯知县收到信后大喜过望，心里暗想：“‘树荆棘得刺，树桃李得荫’。我当初要是没取中这个老门生，今天我们家的身家性命恐怕都保不住了。”于是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感谢信，派儿子蒯敬共亲自送到台州府去答谢。
鲜于同对蒯敬共说：“下官晚年仕途坎坷，被世人嫌弃，多亏了令尊老师三次赏识提拔，才得以金榜题名。我常常担心自己会早早离世，没法报答这份天大的恩德。如今恩兄蒙受不白之冤，我理当为他洗刷冤屈。下官不过是顺势而为，略尽微薄之力，只能稍稍报答老师当年乡试提拔我的恩情，这份大恩，我至今还欠着太多太多啊！”随后鲜于同又帮蒯敬共料理家里的事，劝他闭门读书，之后两人就没什么牵挂了。
鲜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政绩斐然，名声远扬，随后升任徽宁道兵备佥事，又一步步升到河南按察使，他在职期间一直勤勉尽责。等到他八十岁的时候，精力反倒比年轻人还要充沛，又被提拔为浙江巡抚。
鲜于同心里暗想：“我六十一岁才考中进士，幸好科举之路虽然坎坷，仕途却还算顺利，从没遇到过什么风波。如今我官至巡抚，荣耀已经到了极点。我一生都坚守清廉勤勉的志向，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现在也该急流勇退，辞官回乡了。只是我受了蒯公三次知遇之恩，还没能完全报答，这次调任正好是在老师的家乡任职，或许能再尽一点微薄之力。”
于是他选定日子，启程前往浙江赴任。一路上的迎送排场十分荣耀，这些就不用细说了。没过几天，他就到了浙江省城。这时候蒯知县也已经接连升迁，做到了布政使参政的职位，后来因为患了眼疾，没法处理政务，就辞官回乡养老了。
蒯参政听说鲜于同这位“先辈”又来担任本省巡抚，就领着十二岁的孙子，亲自赶到杭州去拜见。虽然蒯参政是鲜于同的房师，年纪却比鲜于同小二十多岁。如今蒯参政辞官在家，又得了眼疾，显得老态龙钟，十分可怜。而鲜于同已经八十岁了，身体却还像壮年人一样硬朗，官位更是高居巡抚。这事也可见，一个人能不能发达，和年纪早晚是没有关系的。蒯参政见了这副情形，不由得感慨了许久。这正是：松柏何必羡慕春天开花的桃李呢？请你看看它们在寒冬腊月里的枝叶，便知高下了。
再说鲜于同到任之后，正打算派人去问候蒯参政，就听说蒯参政登门拜访，心里高兴极了，连忙来不及穿鞋，拖着鞋子就出门迎接，还把蒯参政请到自己的私宅里，以师生之礼恭敬相待。蒯参政叫过十二岁的孙子，对他说：“快拜见老公祖。”鲜于同问：“这位是老师的什么人啊？”
蒯参政说：“老夫蒙受老公祖的救命之恩，犬子当年遭难，又多亏老公祖为他洗刷冤屈，这份恩情简直如同天覆地载一般深重。如今有幸，老公祖您这位福星又来到我们浙江任职。老夫身体衰病，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犬子读书没什么出息，只有这个孙子，名叫蒯悟，天资还算聪颖，我特意带他来托付给您，求老公祖您多多关照一二。”
鲜于同说：“门生年纪已经大了，早就不是官场里的人了，只是因为还没能报答完老师的恩德，才勉强出来做官。今天老师把令孙托付给我，正是门生报答恩德的好机会啊。我想把令孙留在我的衙门里，和我的孙儿们一起读书学习，不知道老师您放不放心？”蒯参政说：“要是能承蒙老公祖教导，老夫就算死了，也能瞑目了！”
于是鲜于同就留下两个书童伺候蒯悟，让他在巡抚衙门里读书。蒯参政这才安心告辞回去。蒯悟确实天资过人，写文章的水平一天比一天高。就在这年秋天，学政到浙江巡查，鲜于同极力举荐蒯悟是神童，蒯悟顺利考中秀才，还被增补为廪生，之后依旧留在衙门里用功读书。
三年之后，蒯悟的学问已经十分扎实了。鲜于同说：“这孩子已经能考取功名了，我也总算能报答完老师的恩情了。”于是他拿出三百两俸禄，送给蒯悟作为读书赶考的费用，还亲自送他回到台州府仙居县。
可巧的是，蒯参政就在三天前病逝了。鲜于同痛哭着祭奠完毕，问蒯敬共：“老师临终前，还有什么遗言吗？”蒯敬共说：“先父临终时说，他自己不幸年少得志，所以才养成了偏爱年轻人、轻视老年人的毛病。当年只是偶然间糊里糊涂取中了老公祖您，后来他也收了很多年轻门生，这些人贤愚不一、仕途起落不定，没一个能帮得上他的忙，到头来全靠老公祖您一个人，自始至终关照我们家。他叮嘱我们子孙后代，永远都不能怠慢那些老成持重的读书人！”
鲜于同听了哈哈大笑，说：“下官今天总算三次报答了老师的恩德，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扶持起用老成人也是大有用处的，可不能偏爱年轻人、轻视老年人啊！”说完，他辞别蒯家人，返回省城，起草了一份奏章，请求辞官回乡养老。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允许他乘坐驿车还乡，鲜于同从此就在乡下悠闲度日。每天除了教导儿孙读书，闲暇时就和乡里的老人们一起饮酒赋诗，过得十分惬意。
又过了八年，鲜于同的长孙鲜于涵在乡试中考中了高魁，接着进京参加会试。正好这一年仙居县的蒯悟也考中了举人，同样来到了京城。两家本就是三代世交，两个年轻人又曾经是同窗，就住在同一个住处读书备考。等到会试结果揭晓，两人竟然同榜考中了进士，两家互相登门道贺，传为一段佳话。
鲜于同五十七岁考中举人，六十一岁考中进士，在官场上任职二十三年，身穿紫袍、腰系金带，朝廷还封赏了他的三代祖先。辞官回乡后，又亲眼看着孙子考中功名，一直活到九十七岁，整整享受了四十年的晚运。
直到现在，浙江一带的读书人都肯用功读书，就算到了六七十岁也不肯放弃，所以常常有大器晚成的人。后人有一首诗感叹这件事：
利名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在上苍。
但学蟠桃能结果，三千馀岁未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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