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的目光变得清明而坚定，开始了精心准备的“案例分析”：
论河北：特权明确与效率的直接关联
他看向韩琦：
“韩卿，河北之所以未生大乱，除富弼、王介甫等人才具，是否亦因朝廷予其‘经略使’、‘核田使’名号时，赋予了远超常格的便宜行事之权？
正因其权责高度集中，目标明确——‘维稳’、‘赈灾’！方能遇山开山。若依常规，事事呈报汴京待议，战机早失！
此一事，可否证明：于非常之时，予专责之臣以明晰之权，可收奇效？”
韩琦沉吟片刻，不得不缓缓点头：“陛下明察。河北之事，确系……权宜之策，然其效亦彰。”
他目光转向韩绛和吕惠卿：
“韩绛卿，治平三年，你提举东南盐事，专司盐政，故能一年卓效。
若让你以转运使之职兼理，恐难如此迅捷吧？正因职责专一，方可心无旁骛！”
韩绛躬身称是。他又问吕惠卿：“吕惠卿，朕若命你以开封府判官之身兼管漕运，可能速见成效否？”
吕惠卿激昂道：“陛下明断！臣受命以来，心无二用，方得全力清淤。若兼理他务，必分心耗神，难竟全功！”
他将视角拉升至全局：“再看今年，河北巨灾，若非冯京坐镇江宁，以其‘权知东南左路转运使’之职，专一保障东南财赋北运，河北前线岂能无后顾之忧？此乃‘东南保障’与‘河北救灾’两专责之臣，各明其职，协同配合之功！”
在列举了大量成功案例后，赵顼进行总结升华，声音沉稳而有力：
“河北、东南、漕运，此三事，情形各异，然其成功之理，却有共通之处：皆因朝廷设立了相对专一之责，委派了相对专任之臣，赋予了相对明确之权！”
最后，他以一连串振聋发聩的提问，将众人的思绪引向帝国制度的深层：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又启示了我们什么？”
“它们是否启示我们：我朝官制，或可于‘稳定’与‘效率’之间，寻求一新平衡？”
“是否启示我们：于常态政务，可循旧制，以安人心；然于关乎国计民生之紧要事务、亟待革新之积弊，则当大胆尝试，设‘专责、专权、专考’之实任差遣，以求实效？”
“若此路可行，则我朝可望形成：虚职养望，安顿士大夫，以示朝廷恩宠；实任建功，擢拔真才，以增国家活力。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之新局！”
言毕，赵顼收敛了锋芒，恢复了平和恳切的态度：
“朕非欲尽弃祖宗法度，实欲取其精华，补其不足。
诸卿皆为国肱骨，阅历深远，望尔等暂弃成见，细思朕今日所言之事、所举之例。今日不必即刻答复，可于旬日之内，各抒己见，具本以闻。”
他没有强行推动决议，而是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这是极高明的政治智慧。
会议结束，重臣们默然行礼，依次退出文德殿。殿外寒风依旧，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卷起了比这寒冬更为剧烈的风暴。
赵顼转身向内庭走去，他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引导。这次会议，不再是简单的年终总结，而是一场由皇帝主导的、关于帝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高级别战略研讨会。
他成功地将“元丰改制”的核心理念，提前植入了帝国最高决策层的心中。熙宁变法的深层序幕，伴随着熙宁元年的尾声，已然郑重拉开。
熙宁元年腊月二十九，除夕前夜。
汴京皇城大内，本应是一年中最具烟火气的时刻，然而，在曹太皇太后于宝慈殿设下的家宴上，气氛却显得异常沉闷和压抑。
这是一场专为赵氏宗亲举行的年宴，与宴者皆是龙子凤孙，按说应是觥筹交错、笑语喧阗，但此刻，大多数人脸上强挤出的笑容下，都藏着一副难以掩饰的“苦瓜脸”。
案上的珍馐美馔，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诱惑力。许多远支宗室，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的宴席了。
自治平三年先帝英宗推行“五代而斩”（指宗室爵位俸禄传承五代后递减或停止）以来，不少疏宗的日子便一日紧过一日。
而到了熙宁元年年末，官家赵顼的步子迈得更大，不仅严格了“五代而斩”，更开始推行“定额赏赐”，大幅削减了宗室例行的不菲赏赐。
朝廷财政最艰难时，甚至连每月的例俸都曾拖欠了数月，直到年关跟前，才在曹太皇太后的再三过问下，发放了一些俸禄和勉强过年的物资。
今日这场盛宴，在许多人看来，与其说是恩赏，不如说是一种带着施舍意味的安抚。
酒过三巡，气氛依旧热络不起来。一些年轻气盛又家境窘迫的宗室子弟，低头喝着闷酒，眼神交汇间，满是愤懑与无奈。他们不敢高声非议官家，但窃窃私语中，难免流露出极端的想法：
“若非大娘娘（曹太皇太后）慈悯，惦记着咱们这些旁支，今年这年关，怕是连府门都无颜出了……”
“唉，谁说不是。官家他……真是比先帝（英宗）更……更不留情面啊。”
“何止不留情面？简直是冷血！对待自家骨肉尚且如此，对外臣百姓可想而知了。”
“裁军！连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都不敢轻易动的事，他说裁就裁了！一万多人啊，听说西北、河北的禁军家属，怨声载道……”
“关键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老相公，竟然都支持他！咱们……咱们还能指望什么？”
这些议论，声音极低，却像殿角融化的雪水，带着刺骨的寒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无声流淌。
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皇帝赵顼展现出的冷酷、决绝和高效，打破了仁宗朝以来对宗室“宽厚”的旧例。
他不仅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开刀，同样也敢对“自家人”下手。而最可怕的是，主要的士大夫领袖和军中重臣，似乎都站在他那边。
反对的力量，在皇权、相权和（被整顿后的）军权的联合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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