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前的无声抗议，如同一声沉重的警钟，让江辰和黑水县的高层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工业化巨轮下被碾轧的个体之痛。强硬镇压绝非良策，放任自流则可能酿成更大的社会危机。引导转型，势在必行，且必须细致、务实，带有温度。
一系列更具操作性、更贴近民生的政策迅速出台，并由各级官吏、里长深入闾里，反复宣讲。
第一条路：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
县衙在各大纺织工坊、军工附属工坊（如制衣、装具）设立了“工徒招募处”。条件颇具吸引力：包食宿，提供统一工装，基础培训期间亦有微薄津贴，考核合格正式上岗后，按月发放固定工钱，数额明确标出，且比她们以往纺纱织布的收入均值要高出不少。
然而，最初应者寥寥。
许多织妇心存顾虑：进入那轰鸣震耳的工坊，与冰冷的机器为伍，失去在家劳作的自由，受那工头管束，这让习惯了家庭作坊模式的她们感到畏惧和抵触。更何况，“工徒”听起来，总不如“手艺人”来得体面。
打破坚冰需要榜样。县衙刻意挑选了几位最早咬牙报名、并且很快适应了工坊节奏、拿到第一个月实实在在工钱的年轻妇人，让她们回家现身说法。
“娘，你看，这是厂里发的工钱，都是新崭崭的军票，能兑铜钱哩！”一个名叫翠兰的姑娘，将一叠军票塞到母亲手里，脸上带着自豪的光彩，“厂子里是吵些，但活计不累，就是看着机器，断了线接上就行。管饭管饱，还有肉哩！工头也不凶，只要守规矩就好。”
左邻右舍都围过来看，摸着那实实在在的工钱，听着翠兰描述工坊里食堂的伙食、一起做工姐妹们的热闹，眼中的怀疑渐渐被羡慕和心动所取代。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很快，报名处开始排起长队。许多妇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了工坊。
培训并非一帆风顺。从分散劳作到集体纪律，从随心所欲到严守规程，她们需要适应很多。工坊派出的女教习极有耐心，从最基础的开关机器、识别纱锭型号、处理断线教起。
最初，工坊里常出现手忙脚乱的景象：机器突然停转，不知所措的女工吓得尖叫；接线头笨手笨脚，急得满头大汗。但渐渐的，在同伴的帮助和教习的鼓励下，她们开始熟练起来。手指依旧灵巧，只是应用的对象从家里的纺车变成了工厂的机器。
当第一个月工钱实实在在发到手中，当她们发现自己挣得比以前多，还能补贴家用甚至略有积蓄时，所有的担忧和不适都化为了欣喜和踏实。她们开始以一种新的身份——“工人”而自豪。
第二条路：转向高端定制，发挥手艺余热。
对于那些手艺精湛、年岁较长、不愿进入工坊，且家中确有特殊技艺（如刺绣、提花、缫丝）的织户，县衙提供了另一条路。
由周谨牵头，联系了几家与官府合作、专营高档货品的大商号，提出了“高端定制”的方案。县衙提供小额无息贷款，帮助她们购置改良后的、更适合复杂工艺的小型织机或绣架。商号则负责提供花样设计、部分优质原料（如南方的生丝）并包销产品。
一位以刺绣闻名的老绣娘苏婆婆，起初对此将信将疑。在官府吏员的再三劝说下，她勉强接下了一单商号指定的、在锦缎上刺绣复杂如意云纹的活计。
她摒弃了以往为了追求速度而略显粗糙的针法，沉下心来，将毕生功力倾注于一针一线之中。当成品完成时，那栩栩如生的图案、细腻光滑的质感、精湛绝伦的针法，让见多识广的商号掌柜都拍案叫绝，当场开出了远超普通布匹的高价！
消息传开，那些原本绝望的老手艺人看到了希望。原来，机器并非要灭绝所有手工，而是淘汰了低效的重复劳动，真正顶尖的手艺，反而因其独一无二的艺术性而愈发珍贵。
一个小型的高端纺织合作社悄然形成，她们专门承接商号和高门大户的定制订单，产品虽然量少，但件件精美，价值不菲。苏婆婆甚至被请到了格物学院，向学员们传授刺绣技法，她的技艺被视为“值得研究和保护的宝贵财富”。
第三条路：辅助与兜底。
对于确实年老体弱、难以学习新技能、也无特殊手艺的赤贫织户，县衙并未完全抛弃。通过里甲系统进行核实后，登记造册，每月定量发放“救济粮”，确保其基本生存。同时，也安排一些诸如缝补军服、糊制纸盒等力所能及的零散活计，让其略有收入。
转型之路，注定伴随着泪水和汗水，但也有欢笑和希望。机器的轰鸣声依旧，但其中夹杂的不再全是绝望的哀鸣，也有了新的活力。
街谈巷议的内容变了： “听说了吗？东街的李家媳妇进厂了，这个月拿回来好多钱！” “苏婆婆的那幅刺绣，卖了这个数！够我家吃半年了！” “哎，老了，学不动了，好在官府还发救济粮，饿不死…”
有人拥抱新时代，有人坚守老传统，有人被时代轻轻的地托住。社会在剧烈的变革中，寻找着新的平衡。
江辰站在城头，望着远处工坊林立的烟囱和脚下渐渐恢复生气的街市，心中明白，这场转型远未结束，未来的挑战只会更多。但至少，此刻的黑水县，正以一种相对平稳的方式，消化着工业化带来的最初阵痛，并将这股力量，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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