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的风还带着寒意，赵昺的马车刚停在元军大营外，就见玉昔帖木儿、蓝珠、张勇和巴图迎了上来。雪后的阳光洒在玉昔帖木儿的铠甲上，映出冷光，他却率先躬身：“赵先生，此番河套大捷，全靠您的谋划，本将代元军弟兄谢过。”
赵昺跳下车，扶住他的胳膊：“将军客气了，若不是元军将士死战，张勇劫粮及时，乃蛮部弟兄相助，单凭谋划，打不赢这仗。”他目光扫过营内——士兵们正清理战场，医棚外晒着草药，乃蛮部的牧民在给战马喂草料，祥兴军的工匠则在修补破损的床弩，一派忙碌却和睦的景象。
进了主营帐，玉昔帖木儿屏退左右，递上一份文书：“赵先生，这是本将草拟的‘河套共治章程’，想请您看看——元军负责防务，祥兴管农桑、医疗，乃蛮部管畜牧，三方分利，互不干涉，您觉得如何？”
赵昺接过文书，见上面写着“粮税三七分，元军三，祥兴与乃蛮部七”，忍不住笑了：“将军倒是大方。不过我有个建议——粮税不用分死，优先留足百姓和士兵的口粮，剩下的再按功劳分，如何？比如乃蛮部帮着劫粮，多拿一成；祥兴的医队救了伤兵，也多拿一成。”
巴图立刻点头：“好！这样公平！咱们乃蛮部牧的羊，以后也能分给弟兄们吃，不用再怕灾年饿肚子。”蓝珠也补充：“我想在河套设‘医馆’，教元军和乃蛮部的人认草药、治小病，以后不用总等云南运药来。”
玉昔帖木儿看着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忽然笑道：“赵先生说得对，‘共治’不是分地盘，是一起把日子过好。就按您说的改章程！”
正说着，帐外传来亲兵的声音：“将军，元廷派使者来了，说是来查‘海都之乱’的。”
玉昔帖木儿脸色一沉——他知道，铁穆耳定是听说他和祥兴合作，来问责的。赵昺却拍了拍他的肩：“将军放心，我跟你一起见使者。”
使者是个穿锦袍的汉人官员，见了玉昔帖木儿，语气带着傲慢：“玉昔帖木儿将军，陛下（铁穆耳）问你，为何与‘宋室余孽’勾结？海都已擒，为何不将其押往大都？”
没等玉昔帖木儿开口，赵昺先上前一步：“大人此言差矣。第一，祥兴不是‘余孽’，是帮元廷平定海都叛乱的盟友——若不是我们劫了粮道，元军要多死多少人？第二，海都受伤未愈，押往大都路上恐出意外，不如等他养好伤，再由玉昔帖木儿将军亲自护送，既显诚意，也保安全。”
使者愣了愣，又道：“陛下还说，河套乃元廷疆土，不容他人染指！”
“大人可知河套每年要元廷拨多少粮饷？”赵昺拿出账本，递了过去，“去年拨了五万石粮，今年若按‘共治章程’，农桑、畜牧能自给自足，不仅不用元廷拨粮，还能给大都送粮——大人觉得，陛下是愿意年年贴粮，还是愿意河套安稳？”
使者看着账本上的数字，哑口无言。玉昔帖木儿趁机道：“本将已写好奏折，说明共治的好处，还请大人带回大都，呈给陛下。”
使者没辙，只能收下奏折，悻悻离去。帐内众人松了口气，张勇忍不住道：“殿下这嘴，比我的刀还管用！”赵昺笑了：“不是我嘴厉害，是道理站在咱们这边——谁不想少打仗、多过日子？”
接下来的几日，赵昺跟着蓝珠去看草药田。田埂上，几个元军士兵正跟着乃蛮部牧民学松土，蓝珠指着刚冒芽的艾草：“殿下，再过一个月就能收割，晒干了能治风寒，还能驱蚊。”不远处，祥兴的工匠在教元军做“改良犁”——犁头加了铁齿，比旧犁深耕三寸。
一个元军老兵握着新犁，笑得合不拢嘴：“先生，有这犁，今年的麦子肯定能多收两石！”赵昺蹲下来，帮他调整犁柄：“以后有好东西，咱们都一起用，不分祥兴还是元军。”
这天傍晚，钱明从漠北回来，带来了坏消息：“殿下，铁穆耳在漠南增了三万兵，由大将朵儿只带，说是‘防备叛乱’，其实是盯着河套；还有，海都的残部逃到了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好像想联合他们，再打河套的主意。”
赵昺皱起眉，走到地图前，在漠南画了个圈：“朵儿只的兵，暂时不会动——他没接到铁穆耳的进攻令，只是监视。倒是察合台汗国，得早做准备。”他转身对张勇道：“你带两百水师，留在河套帮玉昔帖木儿练兵；蓝珠，你回云南一趟，让把匝剌瓦尔密派些彝兵来，彝兵擅长山地作战，能防察合台的人从西边来。”
两人领命，次日就出发了。赵昺站在黄河边，看着蓝珠的队伍远去，巴图走过来，递给他一串葡萄干：“这是去年晒的，甜得很。先生，您放心，乃蛮部会守住漠北的口子，不让察合台的人过来。”
赵昺接过葡萄干，放进嘴里——甜中带着点酸，像这一路的日子，有苦有甜。他忽然想起现代的父母，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在这古代，守着一群陌生人过日子，会怎么想？或许会说：“只要你觉得值，就好。”
是啊，值不值，看的不是能不能复国，是能不能让身边的人过好。玉昔帖木儿不用再担心粮饷，巴图的牧民不用再怕灾年，蓝珠的草药能救更多人，这就值了。
几日后，赵昺准备回大都。临行前，玉昔帖木儿送给他一把弯刀：“这刀是我祖父传下来的，能斩铁。赵先生，以后河套有事，您只要派人捎句话，我玉昔帖木儿立刻带兵来帮！”
赵昺接过刀，抱了抱他：“将军，咱们约定，明年秋天，一起在河套吃新收的麦子。”
马车驶离大营时，赵昺掀开帘子，看见营外的百姓在挥手——有元军家属，有乃蛮部牧民，还有祥兴的工匠。雪已经化尽，田里的麦苗绿油油的，像铺了一层绿毯。
他靠在车座上，拿出钱明送来的漠南情报，又想起刘伯温的信——江南的乡勇已经练到八千人，士族们捐了两百辆牛车，准备运粮去河套。心里忽然踏实了——不管漠南的兵，还是察合台的人，只要这股“想过好日子”的劲不散，就什么都不怕。
马车走了半日，亲兵忽然来报：“殿下，大都来的信使，说刘伯温先生有急事，让您尽快回去——江南出了点乱子，流民和士族因为田产闹起来了。”
赵昺坐直身子，眉头又皱了起来。他知道，江南的安稳不是天生的，士族想保田产，流民想分田地，这矛盾早晚会爆发。他对车夫道：“加快速度，回大都！”
车轮滚滚，朝着江南的方向驶去。赵昺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心里盘算着——得找个法子，既不让士族吃亏，也让流民有田种，这才是长久之计。他摸了摸腰间的弯刀，是玉昔帖木儿送的，冰凉的刀鞘却让他心里有了底：只要肯想办法，没有解不开的结。
漠南的烽烟还没熄，江南的矛盾又起，但赵昺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他知道，自己的双重灵魂，早已不再挣扎——现代的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古代的身份是用来凝聚人心的，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走下去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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