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中心及其控制下的州县正在经历那场以“会昌开元”钱币为标志的、轰轰烈烈的财富盛宴与文化毁灭时，帝国的北方边陲，广袤的河北大地，却呈现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在这里，皇帝的敕令、宰相的意志，遭遇了无形却坚韧的壁垒。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幽州，这些半独立已久的藩镇，以其特有的方式，对来自长安的灭佛风暴，进行了沉默而有效的抵制。
幽州节度使府邸内，气氛与外间的传言迥然不同。朝廷的钦使刚刚宣读完毕那篇言辞严厉的灭佛敕令，节度使张仲武恭敬地接下敕书，供奉于香案之上，说了一番“谨遵圣谕，即刻推行”的官面话，将钦使体面地送去了馆驿休息。
钦使一走，府邸内的氛围顿时一变。张仲武，这位以军功起家、统治幽州多年的强藩节帅，脸上恭敬的神色褪去，换上了惯常的冷静与深沉。他并未立刻召集将领部署拆寺驱僧之事，而是转身回到了书房，只召来了他最核心的几位幕僚谋士。
“诸位，朝廷这道敕令，你们怎么看？”张仲武将那份敕令随手放在案上，语气平淡地问道。
一位年长的幕僚捋着胡须，缓缓开口：“节帅，此事需慎重。佛教传入北地已久，信众极广，深入民心。自安史之后，我河北之地，胡汉杂处，百姓困苦，多倚赖佛寺寻求慰藉，寺院亦行些赈济之事，声望颇高。若依朝廷敕令，强行拆寺毁像，驱逐僧尼，恐非但不能收其利，反会激起民怨，乃至生变。于我幽州稳定，大大不利。”
另一位掌管财政的幕僚补充道：“况且，我幽州军镇，自成体系，赋税兵源，皆不仰赖中枢。寺院田产，多与本地豪强有所勾连，强行没收，恐动摇本地根基，得不偿失。朝廷此举，意在充实中央府库，削弱地方，其心可鉴。”
张仲武微微颔首，这些道理，他心中早已明晰。他统治的核心是保持幽州的稳定和自身的权力，而非对远在长安的皇帝唯命是从。佛教的存在，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早已与地方社会结构、民众心理深深绑定，强行切除，只会导致大出血。
“嗯，”张仲武沉吟片刻，做出了决断，“陛下敕令，不可明违。然执行之法，在我。传令下去，各州各县，张贴告示，宣读敕令，以示尊奉朝廷。然实际行事，只需挑选几所偏远、香火不盛之小庙，做做样子，拆毁一二即可。其余大寺，及民间信众，暂不惊扰。对于僧尼，不予迫害，但需暗中登记在册，加强管束，不得生事即可。”
“那……若有从南边（中央控制区）逃难而来的僧侣呢？”一名幕僚问道。
张仲武眼中精光一闪，略一思索：“暗中接纳，分散安置于各寺，令其安分守己。都是些避祸的可怜人，不必过分苛责，但需严加监视，以防真有奸细混入。”
于是，在幽州乃至整个河朔地区，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政令不出节度使府”的现象。官府的告示贴在了城门口，胥吏们也敲着锣宣讲了敕令，但雷声大雨点小。除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小庙被象征性地拆除，大部分寺院依旧钟声悠扬，香火不绝。僧人们虽然心怀忐忑，但发现并无真正的危险后，也逐渐安下心来。许多从京畿、都畿道乃至更南边逃难而来的僧侣，历经千辛万苦，越过朝廷控制的州县，进入河北地界后，发现这里竟仿佛是一片“法外净土”，不禁悲喜交加，纷纷被本地寺庙收留藏匿。
消息，终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了长安，传到了宰相李德裕的耳中。
李德裕闻讯，勃然大怒。他不仅仅愤怒于河北藩镇的阳奉阴违，挑战中央权威，更担心这些逃散的僧侣，尤其是其中可能包含的武艺高强或颇有声望者，会被藩镇所用。他深知这些藩镇节帅的野心，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增强实力的机会。
他立刻以宰相府的名义，修书一封，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幽州。信中的语气极其严厉，不再是泛泛而谈的敕令，而是直接尖锐的警告：
“……闻河朔之地，于灭佛事，逡巡不前，甚或容留南僧，此非人臣之道！然公宜思之，五台之僧，纵有骁勇者，其为将，必不如幽州之将；其为卒，必不如幽州之卒。彼等舍其佛法，而就用武之地，于公何益？徒取容纳之虚名，而贻人口实，染于朝廷！望公慎思，即刻严查辖内僧尼，杜绝流寓，以明心迹，以全臣节！”
这封信，既点明了幽州的小动作朝廷已然知晓，又带着威胁的口吻，更重要的是，它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军事能力——打消了张仲武可能存在的、利用僧侣以增强军力的念头：这些和尚打仗，怎么可能比得上你幽州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留着他们，除了背个违抗朝廷的黑锅，对你有什么好处？
张仲武接到这封信后，在书房里独自坐了很久。李德裕的话，像一根针，扎破了他试图维持的模糊局面。他意识到，完全不做表示是不行了，朝廷虽然无力直接征讨幽州，但在道义和政治上施加压力的能力依然存在。
为了向朝廷示警，也为了撇清自己，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
几天后，张仲武下令，在幽州境内进行一次针对“游僧”的清查。他特意挑选了几名无人认识、确系从南方逃来不久、且无本地寺庙出面庇护的游方僧，以“形迹可疑，恐为奸细”的名义，公开逮捕。
刑场上，张仲武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几名可怜的僧人被推上前。他们高声喊冤，声称只是避难而来，绝无歹意。但张仲武需要的是“成绩”，而不是真相。他挥了挥手。
刽子手手起刀落。几颗头颅滚落在地。
随后，张仲武亲自撰写奏表，向朝廷汇报“于辖内擒获伪饰奸僧数名，已依军法处斩”，并再次表示“臣世受国恩，必当恪守敕令，严加盘查，绝不使佛门秽垢，污我河北净土”。
一场表演式的杀戮，既回应了李德裕的警告，保全了朝廷的颜面，又实际上保护了辖区内绝大多数寺庙和僧侣的存在。这就是藩镇的政治智慧：在不动摇自身统治根基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应付中央的政令。
在成德、魏博等镇，情况也大抵类似。灭佛的狂风，吹到河北这片土地上，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高墙，风力迅速减弱，最终只化为一阵微风，掠过表面，却未能动摇其根本。
当南方的州郡在忙着熔铸“会昌开元”钱时，幽州等地流通的，还是过去的旧钱；当南方的寺庙沦为废墟时，幽州境内的古刹依旧接纳着四方的香客。
玄净在流亡途中，曾听人说起北方的“宽容”。一些走投无路的僧人冒险北逃。然而，对于大多数像玄净这样身处帝国核心区域的僧人而言，河北太遥远，也太陌生了。那仅仅是绝望中的一丝遥不可及的传闻，丝毫不能减轻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苦难。
河北三镇的阳奉阴违，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图景：皇权的意志，在跋扈的藩镇面前，是有边界的。轰轰烈烈的“会昌法难”，其执行范围和政治效果，也因此被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帝国的统一政令，在北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现了一道深刻而无声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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