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元十五年十二月，德里城已在帝国西路军的重重围困下煎熬了近三个月。城墙内外，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城外，帝国军营垒森严，旌旗招展，兵精粮足，士气旺盛；城内，则是一片饿殍遍野、绝望弥漫的人间地狱。粮食早已告罄，守军开始宰杀战马，搜寻一切可食之物，树皮、草根乃至老鼠都成了抢手货。瘟疫在肮脏拥挤的军营和民房中滋生蔓延，每日都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在饥寒交迫与疾病中无声无息地死去。
定王柏凌峰稳坐中军帐，并未因守军的凄惨景象而有丝毫动摇。他深知，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己方将士的残忍。帝国的劝降使者每隔几日便会将一份措辞愈发严厉的最后通牒射入城中，明确告知抵抗的下场唯有城破人亡，而投降则可保全性命，甚至给予一定程度的优待。
终于，在十二月十八日，一个寒冷的清晨，德里那饱经炮火摧残、显得残破不堪的城门，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吱呀声中，被缓缓推开。一面用床单临时赶制的白旗，在晨风中无力地摇曳。以英属印度总督（已随政府迁往德里）哈丁勋爵、驻印英军最高指挥官（接替自杀的哈丁顿勋爵）约翰·尼克森上将为首的一众英国殖民政府高官及高级将领，身着尽可能保持整洁却难掩憔悴的礼服，未佩武器，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城门。他们的身后，是面黄肌瘦、眼神空洞、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守军残部，陆续放下手中锈迹斑斑的武器，在帝国士兵冰冷的目光注视下，走出藏身之所，汇聚成庞大的俘虏队伍。
受降仪式在德里城红堡前的广场上举行。柏凌峰身着帝国亲王戎装，在何雄、王士珍、邓安邦、马啸川等将领及精锐卫队的簇拥下，威严地接受了哈丁勋爵与尼克森上将的投降。象征着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近两百年殖民统治的米字旗，从红堡的旗杆上被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那面象征着新生与征服的赤龙旗，在冬日的阳光下猎猎作响，映照着下方无数张或激动、或麻木、或复杂的面孔。
尼克森上将颤抖着双手，将自己的佩剑呈递给柏凌峰。柏凌峰接过，目光扫过剑身，随即将其转交给身后的侍卫，声音洪亮地宣告：“自即日起，德里，及所有原英属印度之领土，正式归于中华帝国统治！一切抵抗必须停止，所有秩序，需遵从帝国之法令！”
他随即下令：第一军、第五军主力立即入城，接管城防、仓库、衙门等所有要害部门，严厉弹压任何可能的骚乱与劫掠；第四军、第八军负责清点战俘，甄别身份，并迅速在城外建立规模庞大的战俘营；锦衣卫人员随军行动，搜捕隐匿的英国死硬分子及可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印度本地势力头目。
德里的陷落，标志着英属印度殖民体系的彻底崩塌。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南亚次大陆。仍在拉贾斯坦、旁遮普等地负隅顽抗的少数英军据点，在得知德里投降、总督被俘后，最后的抵抗意志也土崩瓦解，相继放下了武器。至启元十六年元月初，帝国西路军已基本控制印度北部及中部核心区域。
然而，军事征服的完成，仅仅是统治的开始。如何治理这片拥有无数民族、宗教、语言、种姓，且被殖民统治荼毒百年的广袤土地，成为了摆在帝国面前远比军事作战更为复杂的难题。
新京的旨意很快下达。皇帝柏凌云颁布《设立天竺总督府诏》，宣布在原英属印度主要区域设立天竺总督府，任命定王柏凌峰为首任总督，总揽军政大权，负责战后重建与秩序恢复。
柏凌峰雷厉风行，以战时体制为基础，迅速搭建起天竺总督府统治架构：
首先，柏凌峰以天竺总督的名义，连续签发一道道《安民告示》与《军管条令》，命令何雄、王士珍部对德里及周边要地实行宵禁和戒严，任何骚乱苗头，立斩不赦。同时，开仓放粮，以工代赈，组织人力清理废墟、扑灭瘟疫，将生存与秩序捆绑在一起。
何三麾下的锦衣卫精锐被迅速撒了出去，他们不仅监视残存的英印势力，更开始渗透、评估各个土邦的动向，一张无形的监察与控制网络悄然铺开。
马啸川的第八军并未入城享福，而是如同出鞘的利剑，向西北、西南方向进行武装巡弋，兵锋直指那些态度暧昧的土邦。柏凌峰给马啸川的命令只有一句：“示之以威，迫其来朝！”
数日后，在原本属于英国总督的宏伟议事厅内，一场决定帝国未来南亚战略的高层会议正在进行。巨大的地图铺满了长桌，上面已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帝国直控区、摇摆土邦和潜在敌对势力。
“王爷，印度太大，民族、宗教错综复杂，若想全境设省，直接管辖，非数十年之功，耗竭国力亦难成。”一位资深幕僚指着地图坦言。
“然则，若放任土邦自治，又与英夷何异？日久必生祸患。”另一位将领反驳道。
柏凌峰静听各方意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良久，他霍然起身，走到地图前，声音沉稳而决断：
“故，我意已决，行‘要点直辖，广建藩屏’之策！”
他拿起朱笔，在地图上重重圈出几个点：“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德里、阿拉哈巴德……这些港口、枢纽、战略要地，必须由总督府府直接控制，驻以重兵，扼守水陆咽喉。此为我帝国在天竺的立足之基，不容有失！”
接着，他的朱笔划过广袤的内陆地区：“至于这数百土邦……强令其改土归流，时机未到。可仿古之羁縻策，行藩属之制。传檄各方，令其首领亲自或遣嫡系至德里，向我宣誓效忠。愿归顺者，许其保有封地、爵位，甚至赐予帝国官爵名号，但其外交、兵权需受我节制，并需纳贡、助军。冥顽不化者——”
他目光一寒，朱笔在某处轻轻一点：“马啸川的第八军，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这就是柏凌峰的方略：用直辖据点作为钉入土地的钢钉，用藩属体系编织覆盖次大陆的网络，再用通商、教化作为缓慢渗透的血管与神经。这是一套混合了霸道与王道的统治蓝图。
命令下达，整个战争机器开始向治理机器转型。帝国工兵在选定的要地开始构筑永久性堡垒和兵站；外交使者携带着盖有“定王·天竺总督”大印的文书，奔赴四方；帝国的商船也开始在海军护航下，重新驶入恒河口。
启元十六年元月，第一批有分量的土邦使节，在帝国骑兵的“护送”下，抵达了德里。红堡的议事厅被布置得庄严肃穆，柏凌峰高坐于上，身旁案几上，并非象征文明的书卷，而是那柄伴随他征战多年的佩剑。
觐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无声的较量。柏凌峰敏锐地观察着每一位王公或使者的神态、言辞，恩威并施。顺从者，得到慷慨的赏赐和承诺；狡黠者，受到冰冷的警告和严密监视。
同时，针对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柏凌峰采取了谨慎而务实的策略。他并未立即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以免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但他以总督令的形式宣布，在帝国法律面前，所有子民一律平等，禁止任何基于种姓的公开歧视与暴力行为，并鼓励低种姓者投身帝国主导的各项建设中，以实际利益逐步瓦解种姓壁垒。
帝国的工兵开始在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等港口和内陆枢纽大兴土木，构筑永久性的军镇堡垒，如同楔入印度肌体的钢钉。帝国的商船也开始在海军护航下，试探性地重新连接起这里的资源与帝国的需求。
然而，柏凌峰站在修缮一新的红堡高处，眺望着这片被初步纳入掌控的次大陆，心中没有丝毫轻松。他知道，脚下的土地暗流汹涌，表面的归顺之下，仇恨、观望和算计从未停止。
帝国“王化”的光辉，能否真正穿透那千年积淀的种姓阴影与宗教隔阂？这一切，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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