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的会客室，隔绝了外面世界的喧嚣。空气里沉淀着皮革、旧书卷和研磨咖啡豆混合的沉闷气味，厚重得几乎能触摸到。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半掩着，将午后过于明亮的阳光过滤成一种惨淡的、缺乏生气的灰白色，无力地铺在厚重的波斯地毯上。苏婉坐在一张宽大得过分的皮质沙发里，身体保持着一种刻意的僵直，并未完全陷入那过于柔软的靠垫，仿佛那点微不足道的舒适也是一种需要抵御的诱惑。她的对面，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陈律师陷在高背椅中，指尖夹着一支闪着冷光的铂金钢笔，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敲击着光可鉴人的桌面，发出规律而压抑的“笃、笃”声。
那个略显皱巴的牛皮纸信封，此刻就躺在两人之间的茶几正中央，像一块刚从火中取出、仍在隐隐发烫的炭块。
陈律师已经用他那种近乎苛刻的谨慎，反复审视过信封里的内容。此刻，他摘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从抽屉里取出一块专用的麂皮绒布，开始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镜片。他的动作极其专注，仿佛眼前这薄薄的镜片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眉头微微蹙起，在眉心刻出一道深刻的竖纹。沉默在房间里无限膨胀，几乎能听到灰尘在光束中缓慢沉降的声音，只有墙角那座古董落地钟的鎏金钟摆，以不变的节奏左右摇摆，发出沉重而清晰的“滴答”声，每一下都敲在人心跳的间隙里。
“苏女士，”他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得像是在宣读一份无关紧要的公文，但每个字都带着掂量过的分量，“这些……材料，相当……特别。”他选择了一个极其含蓄的词汇，尾音略微拖长，留下足够的解读空间。“它们单独来看，证明力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想象的空间。如果处理不当，在对方律师的质询下，很容易被解读为……刻意为之的误导，反而会坐实一些对我们不利的猜测。”
苏婉的目光没有任何闪烁，平静地迎上他镜片后那双锐利、审视的眼睛，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寒水。“我明白它们的局限性。陈律师。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重新构建事件逻辑的可能性，与检方那条看似清晰的指控链条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陈律师将擦拭好的眼镜重新架回鼻梁，镜片后的目光瞬间变得更加清晰、更具穿透力。“这个新的‘逻辑’，其核心支点，完全系于林小雨女士的出庭证词。而她的证词……”他顿了顿，指尖在桌面上轻轻画了一个圈，仿佛在勾勒一个看不见的牢笼，“将把她自己置于一个极度被动，甚至可说是危险的境地。她将主动承认主导了这一切，这几乎等同于自认有罪。她的动机是什么？我很难相信，仅仅是为了……帮你脱困。”他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怀疑，一种基于职业本能和世故人情的怀疑。
“她的动机不重要。”苏婉的声音陡然降温，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疏离感，“重要的是结果。她愿意站出来，承担主要责任。这为我们论证‘情有可原’，论证当事人是在长期遭受精神胁迫和极端压力下才做出不当行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切入点。法律程序，最终看重的是呈现出来的事实链条和其逻辑自洽性，不是吗？”她将问题抛回给律师，语气冷静而坚定。
陈律师微微向前倾身，将双肘支在桌面上，双手手指交叉，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带有防御和谈判意味的姿态。“苏女士，我们都是明白人。不妨把话说得更透彻一些。林小雨女士提出这样……近乎自我牺牲的方案，背后必然有她无法拒绝的对价。这个对价是什么？它是否会影响到我制定辩护策略时的独立判断，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否会给我个人的执业带来某种……不可控的风险？”他的话语直白而尖锐，撕开了职业礼貌那层薄薄的面纱。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紧。苏婉感到一丝被冒犯的怒意从心底窜起，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早已预料到的了然。律师从来不是盟友，更不是救世主，他们是被雇佣的精密武器，忠诚于佣金、胜诉率和职业声誉的保全，至于真相或正义，那不过是棋盘上可以随意涂抹的颜色。
“她的条件，属于私人范畴，与你的辩护策略和法庭上的陈述无关。”苏婉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她所谋求的，是事件平息之后，某种形式上的……自主安排，以及与林默相关的探视权。这纯粹是家庭内部事务，不会也不应该影响到上诉的法律程序本身。你需要聚焦的，是如何让她的证词在法律层面上无懈可击，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份证词，在陪审团心中撬开一道怀疑的裂缝。”
陈律师沉吟了片刻，目光低垂，似乎在权衡每一个字的利弊得失。“让她扮演一个因精神障碍而自导自演了整场迫害戏码的角色……这个设定，风险极高。我们需要一份具有权威性的精神病学评估报告作为基石，需要为她量身打造一套逻辑严密、细节饱满、能够解释所有已知矛盾的证词。这需要时间进行精心的准备，更需要她本人绝对的、毫无保留的配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闪失。”
“她会配合。”苏婉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林小雨那双混合着绝望、疯狂和异常决绝的眼睛，那是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姿态。
“那么，”陈律师终于拿起那支一直把玩的钢笔，在一张精致的便签纸上快速写下几个关键词，“第一步，我会尽快联系一位在业界享有盛誉、且……懂得分寸的精神病学专家，对林小雨女士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这份评估报告，将是整个新叙事大厦的地基。第二步，在评估之后，我需要与她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深入的会谈，详细‘梳理’和‘打磨’每一句即将在法庭上陈述的证词。会谈的时间、地点，必须绝对保密，确保万无一失。”
苏婉点了点头，动作轻微却肯定。“时间和地点由我来安排。她会准时出现的。”
“很好。”陈律师放下笔，目光再次落回那个仿佛蕴藏着风暴的信封上，“这些‘材料’，我会作为高度机密文件妥善保管。在庭审过程中，在最恰当的时机，它们会成为佐证林小雨女士证词可信度的……有力注脚。”他刻意用了“注脚”这个词，轻描淡写地将这些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纸片，定位为辅助性的、需要谨慎使用的工具。
会面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混合着紧张计算和冰冷利益的氛围中结束。苏婉站起身，没有伸出手去进行那种虚伪的告别礼仪。陈律师也只是职业性地起身，将她送至会客室门口，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看不出任何真实情绪的微笑。
推开沉重的实木门，室外走廊的光线略微刺眼。苏婉快步穿过铺着暗色地毯的长廊，高跟鞋落在厚实的地毯上，只发出沉闷的微响。电梯门缓缓合拢，镜面般的厢壁映出她毫无表情的脸。
走出律师事务所所在的气派写字楼，午后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带着一丝浮华都市特有的燥热。苏婉站在人来人往的街边，微微眯起眼睛，以适应光线的剧烈变化。车流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卷起一阵阵温热的风。她感到一种奇异的虚脱感，仿佛刚才在那间密闭的房间里进行的不是一场对话，而是一场耗尽心力的搏斗。法律程序就像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一旦启动按钮被按下，它就会按照自身冰冷无情的逻辑轰然运转，将所有复杂的情感、隐秘的算计、绝望的挣扎，都碾压成枯燥的法律条文、程序性的文件和策略性的博弈。
她从手袋中拿出手机，解锁屏幕，指尖在通讯录里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上悬停了一瞬，然后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几乎是在拨出的瞬间就被接通了，快得令人意外，仿佛电话那头的人，正寸步不离地守着这部机器。
“谈完了？”林小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是一片死寂般的安静，连呼吸声都微不可闻。
“嗯。”苏婉的回答简洁到极点，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律师需要见你。先做精神评估，再详细梳理证词。时间地点我来定，会通知你。”
“知道了。”林小雨的回应同样简短，像是对暗号，没有任何疑问或情绪波动，“我等着。”
通话被干脆利落地切断。苏婉收起手机，黑色的屏幕映出她瞬间掠过一丝疲惫的脸庞。一辆黑色的轿车无声地滑到她面前停下，司机恭敬地为她打开后座车门。她俯身坐进车内，车窗缓缓升起，将外面的喧嚣与燥热彻底隔绝。车内冷气开得很足，带着淡淡的香氛味道。她将头靠在柔软的头枕上，闭上双眼。
墨迹已经落下，无法收回。法律的巨轮，在她和陈律师共同选择的这条布满荆棘和不确定的歧路上，开始缓缓滚动，发出沉重的、不可逆转的声响。而她和林小雨，这两个本该势同水火、纠缠至死的女人，此刻却被一条由谎言、疯狂和共同秘密锻造的锁链，牢牢地捆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驶向一个迷雾重重、吉凶未卜的终点。车厢内一片寂静，只有空调系统低沉的运行声，像极了命运压抑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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