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农村电影艺术节的举办地选在黔北的青岩古镇，戏台改造的颁奖台上，铺着青山村村民手工织的土布，边缘缀着王桂英团队剪的“稻穗剪纸”——金黄的稻穗间藏着小小的电影机图案，风一吹，剪纸轻轻晃荡，混着台下飘来的糯米茶香，满是乡土的温软。戏台两侧的立柱上，缠着陈老师傅烧制的青瓷串灯，灯影透过瓷片洒在地上，映出“乡村振兴”的篆字纹样，把这方老戏台衬得既有古韵，又有新意。
苏澈抵达时，古镇的石板路上已经挤满了人。有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有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还有从青山村赶来的王老师和五个孩子——孩子们穿着陈阿姨用苏绣补过的校服，袖口别着小小的青瓷纽扣，是去年拍《大山里的孩子》时，苏澈特意让瓷坊做的纪念品。
“苏叔叔！”扎着羊角辫的小花第一个冲过来，手里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电影开机时拍的：小花和其他孩子站在破旧的村小操场上，身后是漏雨的教室，苏澈蹲在旁边，手里拿着剧本，笑得一脸认真。“您看，现在我们的教室有新窗户啦，还有影视角，能放咱们的电影！”
苏澈接过照片，指尖摩挲着边缘的折痕——拍这部电影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为了还原孩子们走两小时山路上学的情节，剧组跟着孩子们走了三趟山路，鞋磨破了两双；为了拍稻田里的戏，村民们主动推迟收割，还帮着搭防雨棚；老周听说剧组缺历史顾问，特意联系退休的地理老师，帮忙确认山里的植物、节气，确保细节真实。
“电影能入围，多亏了大家。”苏澈揉了揉小花的头，转头看向王老师，“村里的影视服务站，设备都好用吗？”
王老师点点头，眼里闪着光：“好用！上个月还拍了村里的秋收短片，传到网上，好多游客都来问‘怎么去青山村’。现在村里开了两家民宿，卖的文创都是孩子们画的青山村风景，印在剪纸和青瓷杯上，可受欢迎了。”
正说着，老周由儿子推着轮椅过来，身上盖着村民织的土布毯子，手里攥着一个青瓷茶杯——杯身上刻着“大山里的孩子”六个字，是陈老师傅特意烧制的纪念款。“苏小子，我这辈子没参加过这么热闹的艺术节，你看台下的人，都是来看咱们乡村电影的！”老周的声音里满是激动，咳嗽了两声又补充道，“病友群里的老伙计们都在直播里看着呢，说等我回去，要我给他们讲电影获奖的事儿。”
苏澈握着老周的手，指了指戏台旁的展架——上面摆着《大山里的孩子》的拍摄道具：孩子们用过的旧书包，上面缝着补丁；剧组用的剧本，页边满是修改痕迹，还有村民们帮忙标注的“山里的节气表”；甚至还有一卷拍废的胶片，上面还留着稻田里的泥点。“这些都是咱们的‘军功章’，待会儿获奖了，咱们一起上台。”
傍晚六点，颁奖仪式正式开始。戏台的聚光灯亮起，照在背景板上——那是一幅巨大的电影海报：夕阳下，小花背着书包走在山路上，身后跟着几个小伙伴，远处的青山叠着黛色，田埂上的稻穗闪着金光。海报的角落，印着一行小字：“献给每一个在大山里追光的孩子”。
主持人念到“最佳乡村电影奖”时，台下瞬间安静下来。当“《大山里的孩子》”这几个字从话筒里传出，青山村的孩子们立刻跳起来，小花举着青瓷茶杯挥舞，王老师红了眼眶，老周的手紧紧攥着苏澈的胳膊，连轮椅的轮子都跟着晃了晃。
苏澈扶着老周，牵着小花，和王老师一起走上台。接过奖杯时，他才发现奖杯是陈老师傅用青瓷做的——杯身是山的形状，杯底刻着“扎根乡土”，握在手里温温的，像握着一捧青山村的泥土。
“其实这个奖，不属于我，属于青山村的每一个人。”苏澈的声音透过话筒传遍古镇，“拍这部电影时，我们没请流量明星，没搞炫技特效，只拍了孩子们走山路的脚印，拍了村民们稻田里的汗水，拍了村小窗户上的旧玻璃——这些最真实的东西，才是乡村电影的魂。”
他指着台下的王老师：“王老师在青山村教了二十年书，把自己的工资省下来给孩子们买文具；还有老周，带病帮我们找考据资料，说‘乡村电影要拍得真，才能打动人’；更有村民们，帮我们搭场景、送饭菜，说‘这是咱们自己的电影’。”
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有村民抹着眼泪，有记者举着相机不停拍摄。苏澈继续说：“现在，青山村的路修宽了，民宿开起来了，孩子们有了影视角——但这还不够。我希望这个奖，能让更多人看到乡村的故事，让更多资本愿意走进乡村，不是为了赚快钱，而是为了帮乡村留住人、留住文化，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未来。”
颁奖仪式结束后，苏澈被一群资本代表围住了。之前对乡村影视“不感兴趣”的“农文旅基金”负责人李总，手里拿着《大山里的孩子》的海报，语气急切：“苏总，我们想投资你们的乡村影视计划，能不能先从青山村周边的村落开始？我们还想建‘乡村影视研学基地’，让城里的孩子来体验拍摄，也让山里的孩子学影视技术。”
旁边的“文创资本”张总也凑过来：“我们想和瓷坊、剪纸工作室合作，把乡村电影里的元素做成文创，比如电影里的稻穗图案，能印在青瓷杯上；孩子们的画，能做成剪纸书签——既帮村民增收，又能传扬乡村文化。”
苏澈笑着点头，让张岚拿出乡村影视计划的扩展方案：“我们打算未来三年，在100个村落建影视服务站，培养1000名乡村‘草根导演’，让村民自己拍自己的故事。现在有了大家的支持，这个计划能推进得更快。”
当晚，文旅部传来消息：苏澈的“乡村影视计划”正式被纳入“全国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将获得政策扶持和资金补贴，还会在全国推广青山村的“影视+文旅+非遗”模式。消息传到青山村时，村民们在村小的操场上放起了电影，连村里的老人都坐着板凳来围观，孩子们在银幕前跑来跑去，笑声传遍了整个山村。
第二天，苏澈带着孩子们去古镇的文创街。街上已经有商铺在卖《大山里的孩子》的周边：陈老师傅烧制的青瓷杯，杯身上印着电影里的山景；王桂英团队剪的稻穗剪纸，旁边还附着孩子们的签名；甚至还有村民织的土布书包，上面绣着电影里的台词“山高水远，我们一起走”。
小花拿着一个青瓷杯，兴奋地对苏澈说：“苏叔叔，店主说卖杯子的钱，会分一部分给村里的影视角，以后我们能买新的摄像机啦！”
苏澈看着小花亮晶晶的眼睛，又望向远处的青山——晨雾还没散尽，山脚下的稻田里，有村民在劳作，田埂上的小路蜿蜒，像电影里的画面。他突然明白，《大山里的孩子》获奖，不是终点，而是乡村影视照亮振兴路的起点——当更多人愿意听乡村的故事，当更多资本愿意帮乡村发展，当更多孩子能在自己的家乡追光，这才是乡村电影真正的意义。
老周坐在轮椅上，看着文创街上来来往往的游客，笑着对苏澈说：“苏小子，你当初说‘乡村不缺故事，缺的是讲故事的人’，现在咱们不仅有了讲故事的人，还有了听故事的人——这比拿任何奖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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