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末的成都，被一场连绵三日的酸雨泡得发胀。那年我九岁，住在武侯祠大街尽头那栋红砖家属院里。九月十七日深夜，我在睡梦中被防盗网异响惊醒——像是有人用湿抹布反复擦拭铁锈，黏腻的摩擦声里还夹杂着指甲刮过涂料的细响。
“妈？”我赤脚踩上冰凉的水磨石地面时，闻到一股混合着铁锈与烂桃子的怪味从窗缝渗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尸体在雨天加速腐烂时特有的甜腥。
母亲推开房门时，手里的搪瓷杯摔成了满地瓷片。她死死盯着我身后的窗户，瞳孔在闪电映照下缩成针尖。那扇装着绿色纱窗的推拉窗户外，贴着一张青灰色的脸。浮肿的五官像泡发的馒头，最可怕的是它正在微笑，嘴角咧到耳根露出的却不是牙齿，而是密密麻麻的黑色菌斑。
“别看！”父亲冲进来用棉被裹住我，可那瞬间我仍透过被角缝隙看见——窗外不止一张脸。在淅沥的雨声中，整面外墙爬满了湿漉漉的人形物体，它们用关节反转的手脚攀附在砖墙上，如同挂满晾衣杆的活尸。
第二天清晨，我在父母压低的争执声中听到“锁龙井”三个字。院里那口被封存二十年的老井昨夜冒黑烟了，井口铁盖移开半尺宽的缝隙，井壁布满带着黏液的手抓痕。
“是顺着排污管爬进来的。”隔壁陈爷爷攥着半截桃木剑瘫坐在楼道里，他家厕所地漏昨夜涌出大团纠缠的白毛，“从府南河到化粪池，它们沿着下水系统钻遍了全城。”
学校停课那天，我看到防疫站的人穿着厚重防护服，用生石灰倾倒入每个窖井。但当石灰遇水沸腾的嘶响过后，总会有指甲挠动水泥地的回声从地底传来。卖豆浆的刘婶疯癫地指着自己的汤锅说：“它们在井水里产卵了，你看豆花里浮着的是不是人眼？”
恐惧在第五天达到顶峰。当晚整栋楼断电后，每户人家的马桶深处都传来指甲刮瓷器的声音。我蜷缩在父母中间，听见厨房洗碗槽的金属滤网突然弹起，一团沾着菜叶的黑色长发顺着排水管倒涌出来，发丝间缠绕着半截婴儿指骨。
最让我终生恐惧的是第七天夜里的事。当时我半夜惊醒，发现卧室衣柜门开着条缝——那面母亲陪嫁的雕花镜正映出我苍白的小脸。可当我要合拢柜门时，镜中的“我”突然咧嘴笑了，青黑色的舌头舔过镜面，留下混着血丝的黏液。
真实的我僵在原地发抖，镜中人却把脸贴向镜面低声说：“下水道太冷了，让我进去暖暖。”它说话时镜面泛起涟漪，一只浮肿的手突然穿透玻璃现实，青紫色的指甲距我眼球只剩半寸。
是父亲用铜质镇纸砸碎镜子救了我。玻璃碎裂时飞溅的不是碎片，而是无数蠕动的灰色蛆虫。那些蛆虫在桃木地板上拼出“我在管道里等你”的字样，才在晨曦中化作黑烟消散。
事件平息后官方通报“狂犬病疫情”，但武侯祠石狮脚下至今留着五道深可见骨的抓痕。去年拆迁队挖开老院地基时，在化粪池淤泥里发现七具相互缠绕的骷髅——它们的肋骨缝隙里长满了血红色的菌类，犹如仍在呼吸般微微颤动。
如今每当我深夜如厕，总会在冲水时侧耳倾听。那些顺着管道飘上来的窸窣声，究竟是水流的错觉，还是三十年前雨夜中未散尽的脚步声？妻子总笑我坚持给所有地漏加装钢网，可她不曾见过当年从刘婶豆浆锅底捞出的那枚牙齿，正带着下水道的腥气对我微笑。
昨夜成都又下酸雨，我家智能马桶突然在凌晨两点自动翻盖。显示屏红光组成一行小字：“你冲走了我的帽子。”而后排水管传来三声叩击，像极了一场跨越阴阳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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