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食堂设在褐衫队总部的二楼，简陋的长桌上摆着土豆泥、黑面包和一小碟香肠，味道寡淡，虽然赶不上昨晚宴会上的食物，却也有一番独特的风味。
常恒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海因里希在他对面坐下，大口吃着土豆泥，偶尔抬头很搞怪的看他一眼，和这里普遍的严肃气氛格格不入。
常恒的胃口还是很好的，一边吃，一边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回想着上午的见闻：罗姆的言语、预算表上的暴力经费、霍尔瑞斯机的咔哒声、戈培尔的新闻三明治……这些碎片渐渐拼凑成一台庞大的机器：暴力是它的拳头，宣传是它的喉舌，技术是它的眼睛，而资本——那些工业家的暗捐、商户的保护费——是它的血液。
这台机器不需要真理，不需要人性，只需要精准的控制和狂热的信仰。它把群众当成可以量化的数字，把谎言当成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把暴力当成可以标准化的工具。
常恒觉得上午的所见所闻正好验证了1984那本书里的那句话：“人民不需要思考，他们只需要服从。”
下午一点，天气变得稍微温和一点了，常恒和海因里希来到慕尼黑市中心的体育馆。
场馆外停满了自行车和破旧的汽车，里面已经坐满了人——都是穿着旧军装的一战老兵，胸前别着褪色的勋章，手里拿着自带的黑面包和水壶，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疲惫与狂热的神情。
“这是选举集会的彩排，”海因里希低声说，“他们都是党的忠实党员，自愿来参加彩排，不需要报酬，自带食物。”
舞台上，一名褐衫队成员拿着话筒，正在指挥大家练习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
台下的老兵们立刻站起身，举起右臂，声音嘶哑却整齐划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有人的手臂因为用力而颤抖，有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仿佛在通过口号宣泄着战后十年的屈辱与不甘。
彩排开始了：模拟元首出场时的欢呼，模拟投票时的秩序，甚至模拟“反对者捣乱”时的应对——几名褐衫队成员假扮成共产党支持者，举着标语冲上台，立刻被“老兵党员”们按倒在地，“揍他！让他知道谁是德国的主人！”的喊声震耳欲聋。
常恒站在看台角落，看着那些老兵们狂热的神情，忽然有点恍惚。
这些人曾是保家卫国的士兵，如今却成了政治煽动的工具；他们的忠诚，被换算成了选举时的票数；他们的热血，被引流向了暴力与仇恨。
这不是彩排，是权力的预演——预演着如何用狂热裹挟民意，如何用信仰掩盖野心。
下午三点，他们来到一栋四层小楼，这里是整个党派的心脏所在。
海因里希带着常恒走进三楼的会议室，里面气氛凝重，一战老兵——落榜美术生就坐在主位上。
他对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点评指正，忙的飞起。
每一次的表扬都简单短促，每一次批评客观现实。
进出会议室的人无不战战兢兢，有人汇报时声音发抖，有人走出会议室后靠在墙上大口喘气，额头上满是冷汗。
他们对画家的能力都很信服。
下午五点，夕阳开始西斜，常恒被领进了一栋装修豪华的别墅——这里是秘密财务室，与之前的简陋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油画，空气中飘着雪茄和香水的味道，几名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围在桌前，手里挥舞着支票本，与坐在对面的财务官员讨价还价。
“法本化学：我们愿意捐赠五十万马克，但条件是——取消鲁尔区的工会，扩充我们的化工订单，而且甘肃的市场必须给我们优先准入权！”一个秃顶的男人把支票拍在桌上，语气傲慢。
“克虏伯集团：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军工订单增加30%，还有，西里西亚的铁矿开采权，必须排除其他竞争对手！”另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补充道，手指在支票上敲得哒哒响。
“通用电器德国分公司：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但德国的电力市场，必须给我们预留份额，而且不能有任何反垄断调查！”
财务官员靠在椅子上，手指交叉放在胸前，脸上带着公式化的微笑：“各位的要求，我们会向上汇报。但请记住，党需要你们的支持，你们也需要党的保护——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常恒站在角落，看着那些挥舞的支票和赤裸裸的诉求，忽然想起马克思的那句话：“资本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统治阶级永远比被统治阶级要团结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这些工业家、资本家，用金钱喂养着这头猛兽，只为换取更大的利益——取消工会、垄断市场、掠夺资源，他们从不在乎这里的暴力与谎言，只在乎自己的利润。而这里的主人，也乐于用权力换取资本的支持，用民众的鲜血浇灌资本的贪婪。
晚上七点，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慕尼黑的街头亮起了昏黄的路灯。褐衫队的成员们聚集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常恒作为“特邀观察者”，站在巷口看着他们进行“街头课堂”的实践培训。
主官在这里给他们讲解怎么完成任务，还能嫁祸于其他党派。
几名褐衫队成员在集训完毕之后立刻在其他党派在这里活动的成员身上进行了实践。
他们的动作机械而精准，仿佛在演练一场早已编排好的戏剧——暴力在这里被标准化了，成了一种可以复制、可以控制的“技能”。
常恒看着这一切，觉得眼界大开。他见过街头斗殴的混乱，见过暴力的野蛮，却第一次见到暴力被如此“精细化”地设计——既要有破坏力，又要有伪装性；既要点燃仇恨，又要撇清责任。
这不是普通的街头冲突，是极权机器对暴力的驯化改造，是用“规则”包装之后的残忍。
晚上九点，常恒坐在开往柏林的火车上，窗外的慕尼黑渐渐消失在夜色里。车厢里很安静，只有火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哐当”声，像在敲打着他的思绪。
他闭上眼睛，白天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霍尔瑞斯机的卡片、新闻三明治的稿件、老兵们的口号、资本家的支票、标准化的暴力……这些碎片最终凝结成三句话，在他的心里沉甸甸地落下：
“群众可以被计量化、谎言需要节奏、权力可以预演。”
不过他不在乎这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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