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不断升级，
最后，不可避免地，摆上了最高决策层桌面。
这是一次气氛凝重，且交锋激烈的会议。
烟雾缭绕中，各方观点激烈碰撞。
支持党建国的一方，
反复强调党建国过往的功绩，
特别是那些无法公开，
但对最后胜利起到关键作用的“挂名”决策，
以及他在经济领域实实在在的、解决燃眉之急的贡献。
分析了解除职务，或者逼走党建国的灾难性后果：
粮食进口受阻、
外汇锐减、
南洋农垦基地动荡、
数万职工安置成难题，
甚至可能引发国际舆论风波。
指出党建国虽在香港经商，
但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内地，
其产业性质属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
是国家意志的延伸。
他的“资本家”身份是被迫的“面具”，
内核仍是自己人。
强调处理方式必须灵活务实，
不能因噎废食，
伤了真正为国出力者的心。
反对的一方（以部分部门及利益受损部门的代表为主）：
猛烈抨击他与1961年的英国和香港当局、
以及和西方资本勾勾搭搭，
生活作风“腐化”，
已经丧失了管理人员的艰苦朴素本色。
尖锐质疑其巨额财富来源的“正当性”，
特别是化妆品“暴利”问题，
认为这是利用国家资源进行的“剥削”，
损害了大家所有人的利益。
坚持认为管理人员的身份与资本家身份水火不容，
保留其管理职务就是向“资本主义”妥协，
会严重腐蚀肌体，动摇基础的。
提出即使有贡献，
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如一次性奖励）补偿，
但不能允许这种“身份混杂”的状态持续。
争论异常焦着。
总部其实到了最后，也没办法，
既要维护原则和形象，还要讲究团结。
又不能自断臂膀，
损害国家核心利益。
最终，在权衡利弊、反复磋商后，
会议达成了一项暂时性、折中性的决议：
同意党建国回四九城探亲的请求。
这体现了组织的人文关怀，
也给了党建国一个澄清和沟通的机会，
避免矛盾立刻激化。
暂时保留其民工总局荣誉局长的职务，不予解除。
这是对反对者要求的一个“冷处理”，
既没有立刻满足他们解除职务的要求，
也没有明确驳回，留有余地。
更重要的是，
保留这个名义上的联系，
意味着国家与党建国之间，还有一层官方认可的纽带，
为后续可能的合作和影响留出了空间。
这个决议，
看似没有解决根本矛盾，
实则是在高压下寻求的微妙平衡。
它暂时平息了公开的争吵，
但也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反对者们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们视之为“妥协退让”，
对党建国的敌意并未消散，
反而更加坚定要寻找机会，彻底将其“清除”出组织内部。
当探亲申请获准的消息，
连同这场围绕他身份的风波细节传到香港时，
党建国的第一反应是愕然，
随即是难以抑制的愤怒，
最终化作一声带着浓浓自嘲和无奈的“气笑”。
“这尼玛，什么事儿啊？！”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心中翻腾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自己殚精竭虑，
在海外开疆拓土、筹集粮饷、安置职工，
到头来，最大的“罪名”竟然是成了“资本家”？
而那个象征性的荣誉局长头衔，
竟成了某些人攻讦的靶子，
自以为能拿捏他的绳索？
那点微薄的工资，
与他创造的价值以及他自身在香港的收入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哎，一边是不断加码的拉拢；
一边是不断的背后捅刀子……
一种强烈的被侮辱感，
巨大的荒诞感攫住了他。
党建国意识到，
保留这个虚职，
不仅毫无意义，
反而会成为别人持续攻击的借口，
和掣肘他手脚的枷锁。
与其等着别人来“解除”，不如自己主动斩断！
党建国提笔疾书，
一封措辞平静，但态度坚决的辞职信迅速拟就。
信中，他首先感谢组织多年来的信任，和给予的荣誉，
然后笔锋一转，指出自己长期在香港工作，实际已无法履行民工总局荣誉局长的职责，
继续挂名实属尸位素餐，于心不安。
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因个人身份问题，
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工作大局，
他恳请免除其民工总局荣誉局长一职。
在信的末尾，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写道：
“……至于个人生计，请组织放心。
我虽远在香江，亦当竭尽所能，奉养妻儿。
国家之薪俸，自当奉还，不敢再领分毫。
唯愿抛却虚名羁绊，或能稍减无谓之纷扰，
俾使余能更专注于海外垦殖与贸易事务，以报国恩于万一。”
这封信，既是主动卸职的声明，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和宣告：
我不在乎你们那点工资，更不屑于用这个虚名来证明什么。
没有这个职务，我一样能活得好，甚至更好！
用外汇养活老婆孩子，更自在！
这无疑，是对那些以“领工资的资本家”为名攻击他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唯一让他稍感挂虑的是李秋月的安置问题。
但这也并非无解。
他脑中迅速闪过几个方案：
最稳妥的是请领导帮忙，
将李秋月调到其麾下，
然后再以私人名义“借用”到自家协助处理事务。
以他党建国现在的分量和与领导的情谊，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实在不行，不是还有刘飞嘛，嘿嘿嘿
党建国主动辞职的信件，
如同第二块巨石，
再次砸进了四九城本已不平静的水面。
反对派立刻有了“胜利”错觉：
在部分一直鼓吹解除党建国职务的管理人员看来，
这无疑是党建国“顶不住压力”、“服软认输”的标志。
他们弹冠相庆，
认为这是一场对“资本”的重大胜利，
再次证明了他们路线的正确性。
“看！他自己都心虚了，主动辞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反对是必要的，是有效的！”
他们沉浸在一种虚幻的胜利喜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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