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阿杰的父亲，是上个星期四夜里走的，走得突然。陈伯退休前是市档案馆的老管理员，一辈子跟故纸堆打交道，沉默寡言，像一本合上的旧书。
今天，是头七。
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子女要守夜，在逝者生前住的屋子里点上长明灯，备上饭菜，等待逝者的魂魄回来看最后一眼。阿杰母亲早逝，家里就他一个孩子，所以这守夜的重任自然落在他肩上。
“阿明，你……今晚能来陪我吗？”昨天下午，阿杰在电话里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二话不说答应了。我和阿杰从小一起长大，穿一条裤子，陈伯对我也像对自家孩子。这种时候，我没理由不在。
晚上八点，我提着一袋子零食和两罐啤酒来到阿杰家。老式的职工楼，陈伯住了一辈子。楼道里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隐约的香火气。
阿杰给我开门时，眼窝深陷，胡子拉碴，显然这几天没怎么睡。屋里只开了一盏小灯，客厅正中央的供桌上，陈伯的黑白照片在烛光中静静凝视着前方。照片是五年前拍的，那时的陈伯头发还没全白，嘴角微微上扬，眼神温和。香炉里三柱香已经燃了一半，青烟袅袅。
“吃饭了吗？”我问。
阿杰摇摇头，指了指厨房：“煮了面，没胃口。”
我去厨房热了两碗面，硬是拉着他吃了一些。饭后，我们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惊扰什么。长明灯的火焰微微跳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摇晃。
时间一点点流逝。午夜时分，屋外万籁俱寂，连偶尔经过的车声都消失了。阿杰靠在沙发上，眼皮开始打架。我让他去躺会儿，我来守前半夜。他起初不肯，但终究抵不过连日来的疲惫，在另一张长沙发上蜷缩着睡着了。
我起身活动了一下，走到供桌前，给陈伯续了香。照片里的他依然是那副温和的表情，可我总觉得今晚他的眼神有些不同，似乎藏着一丝急切。
“陈伯，您安心去吧，阿杰我会照顾的。”我低声说。
突然，一阵风吹过，长明灯的火焰猛烈地跳动了几下。我下意识地看向窗户——都关得好好的。心里不由一紧。
就在这时，卧室里传来轻微的响声。
咔哒。
像是木头摩擦的声音。
我全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阿杰还在沙发上熟睡，发出均匀的呼吸声。那声音是从陈伯的卧室传来的，确切地说，是从卧室里的那个老衣柜。
陈伯的卧室一直保持着原样，阿杰说等过了头七再慢慢收拾。那个衣柜是陈伯结婚时请木匠打的，比我年纪还大，暗红色的漆已经斑驳，黄铜把手也被摩挲得发亮。陈伯生前很宝贝它，从不让人乱动。
又是一声，比刚才更清晰。
我的脚像钉在了地上，心跳如擂鼓。理智告诉我应该叫醒阿杰，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奇心拉住了我。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朝卧室走去。
卧室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我透过门缝往里看——借着客厅透进来的微光，我看到那个老衣柜的门，正在缓缓地、一寸一寸地打开。
没有人在旁边。
衣柜是自己开的。
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我想退回去，但眼睛却死死盯着那越开越大的柜门。终于，它完全敞开了。
柜子里黑漆漆的，看不分明。但紧接着，我听到了翻找东西的声音。窸窸窣窣，像是手在布料间摸索，又像是纸张被翻动。那声音很有节奏，不慌不忙，但持续不断。
然后，我看到了。
一只苍白的手从衣柜深处的阴影中伸了出来，在挂着的衣服间仔细地翻找着。那只手瘦削，手指修长，手背上有一颗熟悉的褐色小痣——陈伯的手。
我的呼吸停滞了。想喊，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想移开视线，但眼睛不听使唤，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那只手在衣柜里耐心地翻找，一件衣服接一件衣服地摸过去，偶尔停顿，似乎在思考，然后又继续。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每一秒都像一小时那么难熬。我就那么站在门外，看着已故的长辈在深夜的衣柜中寻找着什么，全身冰冷，动弹不得。
衣柜里的翻找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那只手忽然停住了。它似乎找到了什么，五指收拢，握住了某样东西。然后，慢慢地缩回了衣柜深处的黑暗里。
紧接着，衣柜门开始缓缓合上，悄无声息，直至完全关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这才发现自己一直憋着气，大口喘息起来，双腿发软，几乎站不住。我扶着墙，慢慢退回客厅。阿杰还在睡，对刚刚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该叫醒他吗？告诉他他父亲的魂魄回来了，还在衣柜里翻东西？他会信吗？我自己都不确定刚才看到的是不是幻觉。
但当我看到自己手臂上清晰的鸡皮疙瘩，我知道那不是梦。
我在沙发上坐到天亮，眼睛没离开过卧室门。衣柜再也没有动静。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屋里时，阿杰醒了。他揉着眼睛坐起来，看到我苍白的脸，愣了一下。
“你没睡？”
“睡不着。”我哑着嗓子说。
阿杰似乎觉察到什么，望向父亲的卧室，又看看我：“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今天是他父亲头七的最后时刻，也许我不该用这种超自然的事情增加他的负担。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阿杰盯着我看了几秒，没再追问。他起身去给父亲上香，然后开始准备早饭。我趁机溜进陈伯的卧室，站在那个老衣柜前。
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鼓起勇气，握住冰凉的黄铜把手，猛地拉开了柜门。
一股陈旧布料混合着樟脑丸的气味扑面而来。柜子里整整齐齐地挂着陈伯生前的衣服，大多是深色外套和衬衫，下层叠放着毛衣和裤子，最上层是几个储物盒。一切都井然有序，看不出被翻动过的痕迹。
但我注意到，在衣柜最内侧，挂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深蓝色中山装，布料厚实，款式老旧，像是几十年前的物件。而在它旁边的角落里，有一小块颜色略浅的区域，像是长期放着什么东西，最近才被移开。
“你在干嘛？”
阿杰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我吓了一跳，猛地转身。
“我……我想看看有没有需要收拾的。”我支吾道。
阿杰走过来，也看向衣柜，目光落在那件深蓝色中山装上，眼神变得柔和：“这是我爸年轻时最体面的一件衣服，他和我妈结婚时穿的。后来一直舍不得扔，但也没再穿过。”
“昨晚……”我犹豫着开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阿杰的表情凝固了一瞬，随即恢复自然：“没有啊，我睡得很死。怎么了？”
“没什么。”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白天我们处理了一些杂事，接待了几位前来慰问的亲戚。大家都说陈伯走得太突然，才六十八岁，平时身体看起来挺硬朗。阿杰只是默默点头，偶尔附和几句。
傍晚，亲戚们都离开了，屋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人。夜幕再次降临，头七的最后几个小时开始了。
“今晚你还陪我吗？”阿杰问，眼神里有一丝恳求。
“当然。”我拍拍他的肩。
这一夜，我们都没睡，坐在客厅里聊天，回忆陈伯的往事。阿杰说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钓鱼，去档案馆加班时让他在阅览室看图画书，教他认老档案上的繁体字。他说父亲一辈子谨慎小心，做事井井有条，就连病逝前一周，还在整理家里的各种票据和文件。
“但他走得太突然了。”阿杰的声音有些哽咽，“什么都没交代。遗嘱倒是早就立好了，房子存款都留给我。可我知道，他一定还有什么心事未了。”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
阿杰摇摇头：“说不清。整理遗物时，我发现他书桌的抽屉锁着，钥匙找不到。撬开之后，里面只有一些老照片和信件，没什么特别的。但我总觉得，他好像藏了什么秘密。”
凌晨三点，最寂静的时刻。我们俩都陷入沉默，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格外清晰。
然后，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咔哒。
从卧室传来。
阿杰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大，看向我。显然，这次他也听到了。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同时起身，轻手轻脚地走向卧室。和昨晚一样，卧室门虚掩着，衣柜门正在缓缓打开。
阿杰的手在颤抖，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臂。我们透过门缝，看到了同样的景象：一只苍白的手从衣柜深处伸出，仔细地、耐心地翻找着，一件衣服接一件衣服地摸索。
阿杰的呼吸变得急促，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剧烈颤抖。他想冲进去，我用力按住他，摇了摇头。我们不知道干预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陈伯的魂魄在寻找什么，为何执着于此。
那只手翻找的动作比昨晚更急切些，在每件衣服的口袋里摸索，甚至把一些衣服拿出来，抖开，又挂回去。衣柜渐渐被翻乱了，几件衣服滑落到地上。
终于，在翻到那件深蓝色中山装时，手停住了。它摸索着衣服的内衬口袋，停顿了几秒，然后像是确认了什么，缓缓缩回了黑暗。
衣柜门再次无声地合上。
阿杰再也忍不住，挣脱我的手，冲进卧室，扑到衣柜前，猛地拉开柜门。
里面空无一物，只有被翻乱的衣服。
“爸！爸！”阿杰对着衣柜嘶喊，泪水奔涌而出，“你想找什么？你告诉我啊！”
没有回应。只有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阿杰跪在衣柜前，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仔细检查每个口袋，每处褶皱。我蹲下身帮他，两人把整个衣柜翻了个底朝天，什么特别的都没找到。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时，我的手在衣柜底板的一角摸到了一个微小的凸起。我用力按下去，底板的一小块木板弹了起来——一个隐藏的夹层。
阿杰和我对视一眼，心跳加速。他伸手进去，摸出了一个油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一叠发黄的信件，一个褪色的红绒布小盒子，还有几张老照片。
信件大多是陈伯年轻时和一个叫“淑芬”的女人的通信，字里行间充满深情，但又透着克制。从信中得知，淑芬是陈伯的初恋，但因家庭反对未能在一起。后来陈伯娶了阿杰的母亲，淑芬也远嫁他乡。
“我从没听爸提过这个人。”阿杰喃喃道。
红绒布盒子里是一枚银戒指，内侧刻着“陈&芬，1975”。照片则是陈伯和淑芬的合影，两人都很年轻，站在一棵大树下，笑得灿烂。
“所以，我爸在找的是这些？”阿杰困惑地问，“可他为什么要在头七回来找这些？”
我拿起最下面的一封信，这封信看起来比其他的都新，落款日期是三个月前。信是打印的，来自一家律师事务所，通知陈伯，一位名叫“林淑芬”的女士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根据她的遗嘱，她名下一处房产的收益将设立为教育基金，以陈伯和她两人的名义。
信中附有一封淑芬的手写信复印件，字迹娟秀：
“国华吾友：若你见此信，我已先走一步。此生无缘，唯有珍藏回忆。基金之事，乃我最后心愿，望你成全。柜中旧物，随你处置。珍重。芬”
阿杰读完，久久不语。窗外天色渐亮，头七结束了。
“所以他回来，是想确认我找到了这些，想让我知道这件事，完成那位淑芬阿姨最后的心愿。”阿杰的声音很轻。
“也许不止。”我指向那件深蓝色中山装，“他每次都在翻这件衣服，也许秘密就藏在这里。”
我们再次仔细检查那件衣服，这次，阿杰在内衬的夹层里摸到了一个硬物。拆开缝线，里面是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展开来，是一份手写的协议副本，关于那处房产的使用权，签署日期是1975年，签字双方是陈国华和林淑芬。
还有一张小纸条，是陈伯的字迹：“芬，此约永存，情谊在心。原谅我未能守诺。”
阿杰凝视着这些遗物，终于明白了父亲未了的心事：“他要我找到这些，处理好这件事，完成他和淑芬阿姨当年的约定。”
当天下午，阿杰联系了那家律师事务所。原来淑芬终身未育，晚年将祖宅捐出设立基金，指定陈伯为名誉监护人。陈伯去世后，这一职责自然转到阿杰身上。
“我爸一辈子都在档案馆整理别人的历史和记忆，”阿杰在电话后对我说，“却把自己的秘密藏得这么深。”
一周后，我和阿杰一起整理了陈伯的所有遗物。那个老衣柜我们没扔，只是重新整理过，把陈伯和淑芬的信件、照片、戒指，还有那份泛黄的协议，一起放在一个木盒里，摆在衣柜的最上层。
“这样，如果爸还想回来看看，就能找到了。”阿杰说。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陈伯站在衣柜前，穿着那件深蓝色中山装，面容平静。他对我微微点头，然后转身，消失在晨光中。
自那以后，阿杰家的衣柜再也没有自己打开过。
但有时我去做客，总会不自觉地看向那个老衣柜。它静静地立在角落，像一位沉默的守秘者，保守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份跨越生死的情谊。
而我知道，有些秘密，即使被时间掩埋，被生死隔绝，也终将以某种方式，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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