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大捷的战报虽已震动京华，但那终究是纸面上的辉煌。真正让这场胜利变得具体、直观，乃至在朝堂上引发更深层次震动的，是随后抵达京城的缴获物资与重要俘虏。
由福建水师副将陈璘亲自押送，一支规模不小的船队沿着运河北上，最终抵达通州码头。船上装载的，不仅仅是胜利的荣耀，更是沈惊鸿和务实派官员用以回击所有质疑的最有力武器。
通州码头的轰动
当那几门被刻意保留相对完好的荷兰重型舰炮被沉重的马车拉着，缓缓驶出码头时，围观的京城百姓发出了阵阵惊呼。那粗长的炮管、复杂的炮架结构，以及明显不同于明军制式火炮的造型，无不彰显着其“异域”和“精良”的身份。尤其是炮身上镌刻的拉丁字母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记，更是坐实了它们“红毛夷利器”的身份。
“好家伙！这么大个的铁疙瘩！怪不得以前那么横！”
“看见没？这就是被咱们王师缴获的！再厉害不也成了咱们的战利品？”
“听说这玩意打得挺远，可惜啊，碰上沈大人弄出来的新炮，就不够看喽！”
百姓议论纷纷，言语中充满了自豪与对沈惊鸿的推崇。
更引人注目的是跟在火炮后面的囚车。数十名垂头丧气的荷兰俘虏，包括指挥官范·德·桑，穿着破烂的军服，神情萎靡地被押解着穿街过巷。他们高大的身形、深目鹰鼻的容貌，以及那彻底失去光彩的蓝眼睛，成为了“王师赫赫武功”最直观的证明。臭鸡蛋、烂菜叶不时从人群中飞出，砸在这些昔日趾高气扬的殖民者身上。
奉天殿前的展示
缴获的火炮和主要俘虏，被直接运到了皇城之外，按惯例将在奉天殿前举行一场小规模的“献俘”仪式。尽管万历皇帝依旧以“静修”为由未曾露面，但太子朱常洛率领文武百官，亲临现场。
当那几门沉重的荷兰火炮被放置在汉白玉广场上，与一旁特意运来的、体型相对“纤细”但做工明显更加精良的明军新式钢膛炮并列时，一种无声的对比产生了。懂行的武将和工部官员都能看出，荷兰火炮虽然粗壮，但铸造工艺略显粗糙，而明军的新炮则透着一种精密和高效的气质。
朱常洛走到那门最大的荷兰火炮前，伸手摸了摸冰冷的炮身，又看了看旁边那门明军新炮，转身对群臣，声音清朗：“众卿都看到了？此乃澎湖缴获之红夷大炮，昔日倚之逞凶海上。然与我大明新炮相比，孰优孰劣？”
兵部尚书上前一步，躬身道：“回殿下，据前线战报及实物观之，红夷炮虽巨，然射程、精度远不及我军新炮。澎湖海战，我军正是凭借射程之利，方能克敌制胜！”
工部的一位郎中也补充道：“殿下，此红夷炮铸造之法，仍显古旧，颇为笨重。我军新炮以新法铸就，用钢更省，身管更轻，而威力倍增！”
这些话，如同响亮的耳光，抽在了那些此前攻击新炮“靡费”、“无用”的官员脸上。事实胜于雄辩，当敌人的“利器和我们更先进的利器”同时摆在面前时，任何关于“奇技淫巧”的贬低都显得苍白无力。
随后，俘虏被押解上前。通译官高声宣读了范·德·桑等人的身份和罪行。当被问及对战败的看法时，范·德·桑面色灰败，用生硬的语调承认：“……明国……新的火炮……和火枪……不可思议……我们……毫无机会……” 这句来自敌人的亲口承认，其分量远比任何自夸都更重。
朝堂之上的余波与“实物”的威力
献俘仪式结束后，相关的缴获物品（包括部分荷兰火枪、军刀、旗帜等）被移送至工部、兵部存验，部分则准备收入内库或武库珍藏。然而，这些实物所带来的冲击，却在接下来的朝会上持续发酵。
那些原本抨击沈惊鸿“靡费”的官员，此刻哑口无言。面对实实在在的、性能碾压敌方装备的缴获物对比，他们无法再睁着眼睛说瞎话，只能转而从其他方面寻找攻击点，例如再次强调海商问题，或质疑如此巨大的投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但务实派官员岂会放过这个机会？徐光启等人纷纷上奏，详细列举了新式军械在澎湖之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其相对于旧式装备在效率、杀伤力和最终节省（减少人员伤亡、缩短战争时间）方面的巨大优势。他们强调，这笔投入绝非“靡费”，而是“一本万利”的战略投资。
更妙的是，沈惊鸿并未居功自傲。他适时地上了一道奏疏，除了例行谦逊和为下属请功外，重点提出了两点：
第一，“技术验证与体系优势”。他并未提议“仿制”荷兰火炮——在他这位拥有后世灵魂的人看来，这些前装滑膛炮无论结构还是理念，都已远远落后于他主导设计的、融合了后装、线膛、定装弹药等接近近代理念的新式火炮。他在奏疏中明确指出：“……红夷火炮，虽显粗壮，然观其构造，仍是旧法，与我朝新炮相较，犹若弓弩之于火铳，代差已现。此战之胜，非侥幸也，实乃火炮射程、精度、射速及弹药效能全面超越之必然。缴获此物，正可验证我军技术路线之正确，并警示吾辈，固步自封之危。” 这番话，直接将荷兰火炮定位为“落后验证物”，反而更加凸显了明军新式火炮体系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第二，“技术扩散与产能提升”。他提出，在确保核心机密（如高级钢材配方、膛线拉制技术、底火配方等）的前提下，可以将部分相对成熟、已形成“代差”优势的新式军械制造技术（如定装弹药壳的标准化生产、简易瞄准具的制造、部分零件的标准化加工），有限度地向几个主要的官营军工作坊推广，并统一关键标准和口径，以快速提升全军基础装备水平，应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和海防压力。他强调，这并非简单的技术下发，而是建立一套以京城“精密制造局”为技术源头和标准制定核心的、可控的军工生产体系。
这两点建议，既展现了其超越时代的眼光和强大的技术自信，又将议题从“该不该造”引导至“如何建立更高效、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体系”，巧妙地化解了“靡费”的指责，并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太子朱常洛自然是大力支持，当场批示：“沈卿所奏，洞见深远，着该部速议行之！”
这一轮交锋，凭借着澎湖缴获的“实物”证据和沈惊鸿展现出的、仿佛居高临下审视“落后技术”的绝对自信，务实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沈惊鸿的声望如日中天，连带着“格物学堂”和相关的技术项目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潜在的资源倾斜。他所描绘的那个以先进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革新蓝图，第一次如此清晰而有力地在朝堂之上展现其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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