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腊月的清晨，阳光透过苏媚出租屋的玻璃窗，斜斜地落在床头那套米白色舞蹈服上。领口处还沾着颗银亮的亮片，是上次县招商会演出时，被市局领导扯住袖子蹭掉的，洗了三次都嵌在布料纹理里，像个不肯褪色的印记。苏媚坐在床边，指尖捏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被她反复摩挲得发毛，里面“市歌舞团录取通知”的字样，透过薄薄的纸页隐约可见——这是她第三次投递简历，前两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林晟的威胁掐断，而这次，信封上鲜红的公章像颗定心丸，压得她指尖微微发烫。
她拆开信封，录取通知书上的打印字带着油墨香：“请于正月十五前报到，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下方还有行手写的批注，字迹娟秀：“你的《雀跃》视频我们反复看了，肢体里有股不服输的劲，期待你在团里的表现。”苏媚忽然想起录那支舞的夜晚，鼎盛艺术团的排练室只剩她一个人，镜子蒙着层薄灰，她对着镜面调整动作，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后背的汗渍在练功服上洇出只展翅的鸟。那时她还在犹豫，怕没了艺术团的工资，连这月租三百的出租屋都住不起，可现在，这张纸让她突然醒了：靠委屈自己换来的安稳，从来不是她要的“舞台”。
苏媚把通知书折成方巾大小，塞进舞蹈服内侧口袋——那里曾藏过被她撕得粉碎又粘好的面试通知，胶痕还留在纸上，现在终于换成了真正的录取信。她穿上藏青色外套，对着镜子扯平衣角，镜里的姑娘眼神亮得很，没有了过去的怯生生，连眉梢都带着点决绝。“这次，不等了。”她对着镜中的自己轻声说，声音穿过清晨的寂静，落在窗台上那盆快要枯萎的绿萝上，像是给过去的自己做个了断。
鼎盛公司的办公室里，林晟正对着鼎盛广场的规划图咬牙——城西地块的土地出让金还差两百万，信托公司昨天又来催款，说再拖就要处置抵押物。桌上的深圳旧车票压在图纸一角，边缘被他摸得发毛，像是能从那行“当时差5万”的字迹里，摸出点翻盘的运气。听到敲门声，他头也没抬：“进。”
苏媚走进去，手里攥着张折得整齐的辞职报告，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林总，我来辞职。”她把报告放在规划图旁边，声音稳得不像自己，“市歌舞团录取我了，正月十五要去报到。”
林晟终于抬起头，目光从报告扫到苏媚脸上，突然嗤笑一声：“辞职？你走了，艺术团怎么办？下个月县招商会还要靠你们撑场面，张科长那边我怎么交代？”他把规划图往旁边一推，身体往前倾了倾，指节敲着桌面：“我给你涨50%工资，再给你配个助理，你别耍小孩子脾气。”
苏媚摇了摇头，目光没移开：“林总，我不是耍脾气。我学舞蹈十几年，想站的是能跳《雀跃》的舞台，不是酒局上陪笑的角落。”她想起上次招商会，市局领导借着酒意扯她的舞蹈服袖子，说“小姑娘跳得好，陪我喝杯酒”，她强忍着没推开，回来后蹲在卫生间哭了半宿，把市歌舞团的面试通知撕得粉碎。第二天还是乖乖去了艺术团——那时她怕没工作，怕连房租都交不起，可现在她口袋里有录取通知书，心里有了底气。
“陪笑？”林晟的脸瞬间沉下来，手猛地拍在桌上，规划图都抖了抖，“要不是我给你艺术团的工作，你早就回老家种玉米了，还想跳什么舞？”他突然提高声音，唾沫星子溅在图纸上：“你要是敢走，这个月工资别想要了！而且你记着，这县城的文艺圈就这么大，我认识的人多，你去哪都没用！”
苏媚的心猛地一紧——那一千五百块工资是她攒的房租钱，可她看着林晟涨红的脸，突然觉得可笑。以前她总怕得罪他，怕没饭吃，可现在才明白，靠委屈自己换来的饭碗，再瓷实也盛不下她的梦想。“工资我可以不要，但辞职我必须辞。”她伸手去拿辞职报告，想再递到林晟面前，却被他一把按住。
“你别给脸不要脸！”林晟的手用力按住报告，指节泛白，“你走了，没人帮我跟张科长搭关系，城西地块的土地使用证还得靠他批，你知道吗？”他的眼里满是急切，连掩饰都忘了——在他眼里，苏媚和艺术团从来都不是“搞文艺”的，而是他打通关节的工具，是他拿地扩张的垫脚石。
苏媚看着他的眼睛，突然觉得累了，也彻底清醒了。她收回手，没再去抢那份报告，只是说：“林总，我明天不会再来了。”说完，她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像在敲碎过去的妥协。走到门口时，她听到身后传来“哗啦”一声——林晟把桌上的茶杯扫到地上，热水溅在深圳旧车票上，字迹瞬间晕开，像他那些快要撑不住的野心。
苏媚走出鼎盛公司的大门，冬天的风裹着雪粒子吹在脸上，有点疼，可她心里却松快得很，像卸下了块压了半年的石头。她伸手摸了摸舞蹈服内侧口袋，录取通知书的边角硌着掌心，硬邦邦的，却让她无比安心。
回到出租屋，苏媚开始收拾东西。她把鼎盛艺术团的工作证找出来，证上的照片还是她刚入职时拍的，齐刘海，眼神怯生生的，像只怕受惊的兔子。她把工作证扔进垃圾桶，又蹲下来，从床底拖出个纸箱——里面装着她从小学舞的奖状，还有第一件天蓝色练功服，袖口都磨破了。她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行李箱，再把录取通知书放在最上面，压着件新买的肉粉色练功服，是市歌舞团要求的统一服装。
“终于能为自己跳舞了。”苏媚坐在行李箱上，看着满箱的“梦想”，突然笑了，眼泪却顺着眼角往下掉，不是难过，是松快。
林晟的日子却彻底乱了套。苏媚走后，他找了个以前在县城剧团唱梆子的女人当新团长，可那女人带的人只会跳《小苹果》，连基本的踮脚都不会。下个月的县招商会，艺术团刚跳完第一段，台下的张科长就借故离席了，散会后林晟追上去，想跟他提土地使用证的事，张科长却只敷衍地说“忙”，连手都没跟他握。
后来林晟又找过张科长三次，每次都被办公室主任挡在门外，说“张科长在开会”。他坐在鼎盛公司的空办公室里，看着桌上被茶水泡晕的深圳旧车票，突然觉得心慌——他以前总以为，靠送礼、靠艺术团陪笑，就能打通所有关系，可现在才发现，那些靠利益绑起来的线，其实脆得像根头发丝，一扯就断。
苏媚离开县城那天，天放晴了，阳光洒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把积雪晒得滋滋响。她拖着行李箱，里面装着舞蹈服和录取通知书，手里攥着去市里的火车票，票面上的“硬座”两个字，在她眼里比任何头等舱都珍贵。火车开动时，她回头看了眼县城的方向，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晃着，像她过去那些拧巴的日子。
她掏出舞蹈服里的录取通知书，展开在阳光下，手写批注里的“不服输”三个字，被晒得格外清晰。苏媚把通知书贴在胸口，能感觉到心脏在里面有力地跳着，像在为即将到来的舞台伴奏。“等着吧，我会跳好的。”她对着窗外轻声说，阳光落在她的脸上，亮得像舞台中央的聚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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