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离开了清河县，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然激起了赵德芳与苏明理心中的涟漪，却并未立刻在清河县这片水面上，造成可见的波澜。
京城遥远，消息往返，非一月之功不可达。
在等待朝廷回复的这段时间里，清河县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对于身处局中的人而言，一切都已截然不同。
赵德芳与苏家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他不再有任何“察之”的念头，而是将苏明理，真正视为了可以平辈论交的“先生”与最可靠的政治盟友。县衙的各种资源，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向苏家倾斜。
格物院四周的土地，被他以“官府督造农桑利器”的名义，划为禁区，并派了两位县衙的捕快，日夜轮流在此“巡视”。这无疑是为格物院，又上了一道官方的护身符。
而刘文正，在经历了那日的震撼之后，对苏明理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投资”、“结交”，彻底升华为一种近乎盲目的信赖。他不仅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毫无保留地介绍给苏明德，帮助“致知堂”打通了州府乃至邻近几省的商路，更是逢人便夸自己的儿子，是如何在苏明理的点化下，脱胎换骨，成了“为国为民”的栋梁之才。
刘明宇，这位曾经的纨绔子弟，如今成了清河县士绅圈子里，一个炙手可热的传奇人物。
尽管关于“水转翻车”的具体消息，被赵德芳下了严令，严格封锁。但“刘县丞家的公子，拜了苏小三元为师，捣鼓出了一样惊动了知县大人的宝贝”这件事，还是在各种小道消息中，不胫而走。
一时间，那些原本对刘明宇嗤之以鼻的同辈，再见到他时，眼神中都充满了敬畏与羡慕。而那些曾经鄙夷他“不务正业”的父辈们，如今再教育自家孩子时，口风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你看看人家刘明宇！以前是胡闹了些，可一旦跟对了人，走对了路，照样能光宗耀祖！”
“读书不成，未必就是绝路。没听苏小三元说吗？那叫‘格物致知’，也是一门大学问！”
悄然之间，苏明理的“实学”理念，借助刘明宇这个活生生的成功案例，开始在清河县的士绅阶层中，生根发芽。
而这场风暴的中心，苏明理，却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潜心读书的八岁神童。
他深居简出，每日里除了固定的课业，便是待在书房，或是去格物院，指点刘明宇和工匠们，继续完善“水转翻车”的细节，并开始着手研究其他一些他脑海中的“小玩意”。
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在奏疏的结果出来之前，任何过分的张扬，都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段宝贵的平静期，不断地夯实自己的根基，让自己这棵大树，根扎得更深，枝叶长得更茂盛。
“大哥，这是我新写的三篇文章。”
书房内，苏明理将几页稿纸，递给了苏明德。
苏明德连忙接过，只见上面不再是之前那种对八股范文的批注，而是三篇独立的、探讨民生经济的策论。
一篇名为《论漕运之利弊》，一篇为《清河县棉桑种植考》，最后一篇，则题为《论商税与国本》。
这三篇文章，苏明理用词并不华丽，甚至有些过于平实。但他站在一个超越时代的高度，引经据典，又结合清河县的实际情况，将这三个看似宏大的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浅显易懂。
“二郎，这……”苏明德看得心惊肉跳，“这等文章，若是流传出去，恐怕会引来非议啊。”
尤其那篇《论商税与国本》，几乎是颠覆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大胆地提出了“农商并举，以商税充盈国库，方能轻徭薄赋，使农人得喘息”的观点。这在当时，无异于惊世骇俗之言。
“无妨。”苏明理微微一笑，“我并未署真名，只落款‘清河居士’。”
他指着稿纸道：“《苏氏三元集注》的热度，已经持续了一月有余。虽然每日限量，但其带来的新鲜感，终究会慢慢消退。致知堂，不能只靠我‘小三元’的名头吃饭。”
“从今日起，致知堂要推出一种新的刊物，就叫《致知旬刊》。每十日一期，免费赠阅给来书铺购书的学子。”
“这三篇文章，便是第一期的内容。”
“我们要让清河县的读书人知道，致知堂，不仅能教他们如何通过科举，更能引导他们，去思考科举之外的、真正经世致用的学问。我们要培养的，是他们的眼界，是他们的格局。”
“如此一来，致知堂，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铺，而是一个能够引领舆论、传播思想的‘学堂’。那些真正有抱负的读书人，自然会向我们靠拢。这，才是致知堂长久不衰的根本。”
苏明德听得热血沸腾。
他明白了。二弟这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要将“致知堂”，打造成清河县，乃至整个冀州府的“思想高地”！
“好！我这就去办！”他小心翼翼地收好稿纸，转身便风风火火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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