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初夏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湿和都市永不熄灭的电力焦糊味。
陈默坐在湾仔酒店房间里，老旧窗式空调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勉强对抗着窗外的湿热。
他面前摊开的不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明信片，而是一摞从各处搜集来的英文财经报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影印件，以及他自己用方格纸绘制的简易图表。
桌上摆着喝了一半的“维他奶”玻璃瓶，旁边是香港本地报纸，头版赫然是“王菲横扫乐坛大奖，新恋情曝光？”的八卦新闻，与陈默手边严肃的经济数据形成荒诞对比。
收音机里隐约传来隔壁房间播放的beyond《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歌声，似乎也在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着注脚。
陈默像个潜伏的猎手，在数字的丛林里寻找着猎物留下的蛛丝马迹。
泰铢远期汇率的微妙贴水、菲律宾比索交易量的异常放大、马来西亚央行外汇储备构成的细微变化……
这些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他眼中却逐渐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国际游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正在东南亚温暖的海域外围游弋，试探着各国金融防线的脆弱点。
“唉，真是用算盘推演核战争啊，”陈默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内心自嘲。
没有bloomberg终端，没有实时数据流，全靠手工从纸堆里扒拉信息，再用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比率、画趋势线。
他借鉴了后世成熟的“早期预警系统”框架，但用的全是这个时代能理解和接受的术语和模型，比如着重分析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m2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度等关键指标。
这感觉，就像是用一台小霸王学习机去尝试破解五角大楼的防火墙，充满了某种悲壮的滑稽感。
但没办法，条件有限，只能将就。
他一边计算，一边怀念着后世的Excel表格，那拖拽填充柄的丝滑，比现在这写错一个数字就得全页重抄的体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几天后，一份名为《关于东南亚部分地区潜在金融风险及对香港可能影响的初步分析》的报告初具雏形。
报告语言极其谨慎，通篇都是“可能”、“存在一定风险”、“需引起关注”等官方措辞，但数据扎实，逻辑链清晰，指向性明确。
陈默很清楚，这种涉及国际形势、带有预警性质的报告，通过计委的正常渠道层层上报，很可能石沉大海，或者被贴上“年轻人过于激进”的标签。
他想到了秦怀瑾教授。这位身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的学界泰斗，拥有直通高层的“内参”渠道。
陈默连夜将报告重新誊写清晰，附上一封简短的信，说明情况，通过加密渠道寄往北京。做完这一切，他长长舒了口气，仿佛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提前垒起了一小块沙袋。
在工作组内部，陈默的表现则谨慎得多。
组长名叫郑国涛，五十岁出头，身材高大，方脸阔口，说话中气十足，是典型的“老计委”出身，作风务实，甚至有点“老粗”的外表，但心思缜密，对数字极其敏感。
他最初对这个被王明远极力推荐的年轻人并未特别关注，只当是来学习锻炼的。
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话题围绕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气氛热烈，但多是原则性讨论。陈默看准时机，结合这几天调研的体会，发言道：
“郑司长，各位老师，我认为除了制度设计，技术层面的协同可能更为迫切，比如，是否可以探讨建立一个跨境资金流动的统计监测共享平台？
不一定是实时，哪怕是延迟数日的数据交换，也能帮助我们更早识别异常资金进出，尤其是那些通过复杂衍生工具进行的短期投机操作。”
他顿了顿，看到郑国涛的目光投了过来，便继续道：“我注意到近期港股和一些东南亚市场，出现了一些难以用基本面解释的交易模式，虽然规模还不大，但手法很专业。
这或许是个信号，提醒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把监管的篱笆扎得更紧一些，特别是针对可能出现的‘羊群效应’和跨市场传染。”
他话音刚落，工作组里一位来自某重点大学、以研究国际金融见长的吴教授就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几分学究式的挑剔：“小陈同志观察很细致，不过，国际资本流动是常态，有些波动很正常，我们不能杯弓蛇影，把正常的市场行为都视为洪水猛兽。
香港是自由市场，过度干预会影响其国际声誉，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权平稳交接，维护信心。”
另一位来自某政策性银行的张处长也附和道：“吴教授说得对，我们现在提太多风险，会不会反而动摇市场信心？况且，你说的这些‘异常操作’，证据是否充分？模型是否可靠？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但还是要稳妥为主。”
陈默心里明白，这种质疑在所难免。
他并不直接反驳，而是转向郑国涛，语气平和但数据确凿：“郑司长，我同意信心很重要，但真正的信心来源于有效的风险管控。
我这里有一些公开数据，是关于泰国近期外汇储备构成和短期外债的变化情况，其比率已经接近国际上一些公认的警戒线，香港与东南亚经贸联系紧密，资金往来频繁，我们需要警惕风险输入的可能性。”
他随即报出了几个关键数据和比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些数字是他这几天熬夜整理的成果，吴教授和张处长显然没有掌握得如此细致，一时语塞。
郑国涛原本靠在椅背上，听到具体数字，身体微微前倾，粗大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哦？具体是多少？你再报一遍。”
陈默清晰地重复了一遍。
郑国涛拿起自己笔记本，翻看了一下，浓眉微蹙：“嗯……跟我们掌握的大数对得上，但你的更细，看来是下了功夫。”
他抬头看了陈默一眼，目光里少了几分随意，多了几分审视，“你这个共享平台的想法，有点意思，光是喊口号不行，得有点实招，老吴，老张，我觉得小陈这个提醒有道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回头让下面的人，就这个监测平台的可能性，做个初步方案探讨一下。”
吴教授和张处长脸上有些挂不住，但郑国涛拍了板，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看陈默的眼神复杂了几分。
散会后，郑国涛特意叫住陈默，和他一起走向电梯。“小陈，报告写得不错。”
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陈默一愣，随即意识到郑国涛可能指的是他之前提交给工作组的一些基础性分析材料，并非指那份寄给秦教授的风险预警报告。
他赶紧谦虚道：“郑司长过奖，都是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郑国涛哼了一声，带着点北方人的直爽：“少来这套虚的，有想法是好事，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工作组里人多眼杂，有些话，点到为止即可。”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你刚才说的泰国那几个数，确实要留意，我回头跟上面通个气。”
看着郑国涛高大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陈默心里有了底。
这位看似粗犷的组长，心里门儿清，而且愿意给有能力的年轻人机会，这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几天后，在一次非正式的茶歇时间，几位专家聚在一起闲聊，话题不知怎的又扯到了风险预警上。
吴教授大概是觉得上次被小辈落了面子，意有所指地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喜欢搞些标新立异的东西，动不动就‘风险’、‘危机’，显得自己高人一等，却不知，金融稳定，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捕风捉影，徒增恐慌罢了。”
张处长也笑着接口：“是啊，还是要多向老前辈学习，沉下心来研究实际问题，比如香港的住房问题、就业问题，这些才是民生根本嘛。”
陈默正端着一杯港式奶茶，闻言也不生气，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才仿佛不经意地对旁边一位一直没怎么说话、来自外汇管理局的资深专家李工问道：“李工，我记得去年ImF那份关于新兴市场资本账户开放的报告中，好像特别提到了短期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还用了墨西哥的例子做案例，是吧？那份报告挺有启发性的。”
李工是个技术型官员，平时话不多，但提到专业问题立刻来了精神：“对！是有这么回事！报告里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预警指标框架，虽然不够完善，但思路是对的，小陈你也看了？”
“嗯，学习了一下。”陈默点点头，然后转向吴教授和张处长，一脸“虚心求教”的表情，“吴教授，张处长，您二位都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专家，依您看，ImF这个框架，对于我们研判东南亚当前的情况，有没有参考价值？是不是也属于‘捕风捉影’呢？”
吴教授和张处长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精彩。ImF的报告是国际权威，他们当然不能直接否定，但承认其参考价值，就等于间接认可了陈默之前担忧的合理性，两人支吾了几句，赶紧把话题岔开了。
陈默这招“借力打力”，用国际权威机构的报告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轻巧地化解了质疑，还显得自己既谦虚又好学。
周围几个明眼人看在眼里，都对这年轻人的机敏和扎实功底留下了更深印象。
晚上，陈默接到苏晓冉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电话里，苏晓冉兴奋地分享着她刚接了一部新戏，导演很有名，又小声抱怨着香港的狗仔队比北京厉害多了，问陈默什么时候回来。
听着电话那头清脆关切的声音，看着窗外香港璀璨却陌生的夜景，陈默心中涌起一股暖意，也夹杂着一丝紧迫感。
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在为这片土地乃至更多人的未来，争取一份应对风暴的主动权。
预警已经发出，沙袋正在堆积，但风暴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来临，又将在何时登陆？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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