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冬天的沈阳，冷得能把人的魂儿都冻住。铁西区的工厂大多已经停工，烟囱不再冒烟，像一根根插在大地上的香，祭奠着逝去的工业时代。我就是在那年冬天搬进艳粉街那栋老楼的，人们背后都叫它“鬼楼”。
我叫老蒋，五十有三，原是沈阳铸造厂的钳工。厂子黄了后，老婆一病不起，花光了积蓄也没能留住人。儿子考到南方大学，一年回来不了两次。我一个人住在原来的职工宿舍，整夜听着北风刮过空荡荡的楼道，比野鬼哭嚎还瘆人。后来听说艳粉街这楼租金便宜，我就搬来了。
搬家那天，飘着细雪。帮我搬家的老伙计大刘瞅着这楼直皱眉。
“老蒋，你真要住这儿？这楼...不太干净。”大刘压低了声音，哈气在冷空气中结成白雾。
我拍拍他肩膀，“啥干净不干净的，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就行。咱这岁数了，还怕鬼不成？”
话虽这么说，但当我把最后一件家具——我和老婆的结婚照搬进屋里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这楼太静了，静得不像住着人。楼道里的灯坏了不止一盏，明明灭灭，照得墙壁上剥落的绿漆像一张张扭曲的人脸。
房东收钱时眼神躲闪，“晚上要听见啥动静，别搭理就是了。”
第一晚相安无事。第二晚开始，怪事就来了。
那晚我喝了二两散白，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忽然一阵刺骨的冷风把我激醒。睁眼一看，我竟躺在楼道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睡衣。
“他娘的，梦游了？”我嘟囔着爬起来，浑身冻得发抖。摸回屋里，门虚掩着，不像有人撬过的样子。
接下来几天，这事又发生了两回。有一次更离谱，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隔壁空屋的水泥地上，那屋明明锁着门，不知怎么我就进去了。
我去找了居委会，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太太从老花镜后面瞅我。
“新搬来的？那楼啊...”她欲言又?止，最后摆摆手，“没啥，冬天了，门窗关严实点。”
事情没那么简单。没多久，我家厨房开始丢东西。先是半瓶酱油，然后是一把筷子，最后连锅都不见了。我以为是进了贼，可门窗完好，啥痕迹都没有。
直到那天晚上，我从猫眼看出去，发现外面一片血红。
我吓得倒退三步，揉揉眼睛再凑上去——还是血红一片，仿佛有人用血涂满了猫眼。我抖着手打开门，楼道空无一人，猫眼外面干干净净。
第二天，我找了块布把猫眼堵上了。
真正让我毛骨悚然的是我发现老婆的金项链不见的那天。那项链是我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的，她戴了三十年，临走前说一定要带着它走。下葬那天，我亲手给她戴上，冰凉的金属贴在她已经没有温度的皮肤上，是我对她最后的承诺。
现在项链不见了，连同那个枣木首饰盒。
我疯了似的翻遍全屋，最后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对不起，老婆子，我没看好你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喝了半斤白酒，醉醺醺地对着老婆的照片说话：“老婆子，你要是嫌我没出息，就来骂我几句，别这么折腾我啊...”
话没说完，灯突然灭了。
不是停电，因为从门缝能看到楼道灯还亮着。我摸黑去找手电，却听见厨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抄起擀面杖，一步步挪向厨房。
厨房里，抽屉一开一合，仿佛有无形的手在翻找什么。碗柜门吱呀作响，一只瓷碗凭空飘起，又轻轻落下。
我浑身汗毛倒竖，酒醒了大半。
“谁？谁在那儿！”我吼道，声音发抖。
没有回答。只有抽屉又开关了一次，然后一切归于寂静。灯也突然亮了，刺得我睁不开眼。
第二天一早，我去报了警。
来的两个年轻警察听完我的叙述，交换了个眼神。年长点的那个咳嗽一声：“蒋大爷，要不您去看看医生？我们派出所可以帮联系...”
我顿时火了，“你们以为我疯了？走！现在就去我家看看！”
到了楼下，碰见居委会那老太太。她看见警察，又看见我铁青的脸，似乎明白了什么。
“警察同志，借一步说话。”她把两个警察拉到一边，我竖着耳朵听不清全句，只捕捉到几个词：“...当年施工...乱葬岗...没全迁走...开发商省事...”
警察回来时脸色变了。年长的那个说：“蒋大爷，我们先回去查查档案，下午再过来。”
他们果然来了，还带了个档案袋。打开一看，是这栋楼的建设图纸和一份泛黄的档案。
“这地方以前是乱葬岗。”警察直截了当，“五八年大跃进时平了坟建了平房，九零年拆平房盖这楼时，开发商为省钱省事，只迁了表层的坟，深处的就...直接打地基里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啥意思？这楼底下还埋着人？”
警察点点头，“档案记录不全，但据当年知情人说，至少几十具遗骨没迁走。”他顿了顿，“您说的这些事，这楼里以前也发生过，不过没这么...厉害。以前的住户没住多久就搬走了。”
我瘫在椅子上。原来我每天睡在死人堆上。
“搬！我明天就搬！”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警察临走前欲言又止：“蒋大爷，尽快搬吧。这事...我们也没法用常规手段处理。”
送走警察，我立刻开始打包。儿子听说后连夜从学校赶回来，一进门就闻到他身上带来的寒气和老蒋家特有的倔强。
“爸，赶紧收拾，我同学家有空房，你先去凑合几天。”儿子雷厉风行，帮我装箱子。
天黑透了，我们爷俩累得直喘气。儿子下楼买吃的，我继续收拾卧室。
就在我叠最后一件衣服时，房门“咔哒”一声自己锁上了。
我赶紧去拧门把手——纹丝不动。敲门声响起，儿子在门外喊：“爸，怎么锁门了？开门啊！”
“不是我锁的！”我喊着，拼命转动门把手，却毫无作用。
突然，衣柜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
我全身血液都凉了。那是我和老婆的旧衣柜，搬来时儿子说太旧了扔了吧，我没舍得。
“爸？什么声音？”儿子在门外问，声音紧张。
我没回答，眼睛死死盯着衣柜。柜门缓缓打开一条缝。
一股似曾相识的雪花膏味儿飘出来——那是老婆生前最爱擦的。
“老婆子？”我下意识叫出声。
柜门开得更大了，里面黑黢黢的，不像只是放衣服的空间。黑暗中，似乎有什么在移动。
一个人影缓缓从衣柜中浮现。
那是个穿白衣服的女人，长发遮住了脸，身体像是半透明的。她飘浮在那里，脖子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歪着。
我吓得魂飞魄散，想叫却发不出声。
白衣女子慢慢抬起一只手，指向我。然后另一只手缓缓举起一样东西——那是我丢失的枣木首饰盒。
她打开盒子，取出那条金项链，戴在了自己脖子上。
那一刻，我看清了项链的吊坠——那是颗心形的金饰，背面刻着我和老婆名字的缩写。
愤怒突然压过了恐惧。那是我老婆的东西！是我对妻子的承诺！
“还给我！”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向前一步，“那不是我给你的！”
白衣女子突然不动了。长发微微晃动，仿佛后面有什么东西在注视我。
门外儿子的撞门声和呼喊变得遥远，仿佛隔着一层水。
白衣女子的身体开始变化，轮廓模糊又重组。几秒钟后，站在那里的不再是陌生女子，而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微胖的身材，齐耳短发，那件她最常穿的淡蓝色毛衣——虽然只是半透明的幻影，但我绝不会认错。
是我死去两年的妻子，秀芬。
“秀芬？”我声音发抖，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她的影像不太稳定，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她抬起手，不是指向我，而是伸向我，脸上表情悲伤而急切。
“老蒋...”空气中飘荡着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像是风吹过缝隙的呜咽，“走...快走...”
“秀芬，是你吗？真是你吗？”我泪水涌出，向她走去。
她突然痛苦地扭曲起来，影像剧烈晃动。那条金项链发出诡异的红光，她的身影开始被拉回衣柜的黑暗中。
“走！”她最后尖叫一声，声音充满惊恐，“他们要来了！从地底下来了！走啊！”
衣柜突然大开，黑暗中伸出无数只半透明的手，抓住秀芬的幻影向后拖去。她拼命挣扎，眼睛一直看着我，嘴一张一合仿佛在说什么。
我看清了口型：项链。
然后她就被拖入了黑暗中，衣柜门“砰”地关上。
几乎同时，房门猛地打开，儿子跌撞进来：“爸！你没事吧？我刚听到女人的叫声！”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被冷汗湿透，眼睛还死死盯着那个衣柜。
“爸？你怎么了？说话啊！”儿子摇着我的肩膀。
我抓住儿子的手，声音嘶哑：“快，我们现在就走！什么都不要了！”
儿子愣了下，随即迅速扶起我：“好，我们走！”
我们跌跌撞撞冲出房门，跑下楼梯。每层楼的灯在我们经过时都明明灭灭，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许多人在低声絮语。
跑到二楼时，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每层楼的楼梯口，都站着几个半透明的人影，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逃离。他们的衣服五花八门，有民国长衫，有解放装，也有现代衣着——像是不同时代被埋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我们终于冲出楼门，扑进寒冷的夜空中。铁西区的冬夜从未如此亲切。
儿子拦了辆出租车，把我塞进去。车开动时，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栋楼。
每扇窗户后，都站着模糊的人影，静静地望着外界。而在四楼我那个房间的窗口，我清楚地看到了两个身影——一个白衣长发女子，和一个穿着淡蓝色毛衣的微胖妇人，她们并肩站在那里，然后慢慢隐入黑暗中。
我再没回过那栋楼。儿子帮我找了新房，小小的但阳光充足。我再也没遇到过什么怪事，只是偶尔会梦见秀芬，梦见她对我微笑，脖子上没有那条金项链。
三个月后，我鼓起勇气回了趟旧楼取剩下的东西。居委会那个老太太看见我，悄悄告诉我：“你搬走后，派出所请了人来做法事。从楼地基里挖出了至少五十具遗骨，都妥善安葬了。”
她压低声音：“听说主事的道士说，有个善良的女魂一直挡着其他怨魂，不让他们伤害住户。特别是你，老蒋。说道是你妻子的金项链阴差阳错给了她力量。”
我怔在原地，想起秀芬最后的口型——“项链”。
她不是要拿回项链，是告诉我她把项链留给了那个白衣女子，让她有能力保护我。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在那个寒冷的世界里，秀芬还在守护着我。
去年冬天，艳粉街那栋老楼拆了。新建的小区打了很深的地基，请了和尚道士做了七天法事。
拆迁前一天，我去了那里。在废墟中，我放下一束秀芬最喜欢的百合花，还有那条我重新买的全新的金项链。
“安心吧，老婆子。”我轻声说，“我也放下了。”
风吹过废墟，扬起一片雪尘，轻轻拂过我的脸，温柔得像妻子的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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