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老夫子就站在旧楼巷口的公交站牌下等车。他手里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份空白问卷和一支笔。秦先生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拿着保温杯，大番薯气喘吁吁地跟在最后，肩上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
“你背的啥？”秦先生问。
“资料！”大番薯把袋子放下，“我怕不够用，把去年发的所有宣传单都带来了。”
老夫子看了他一眼：“那是垃圾分类的。”
“哦。”大番薯翻了翻，“那……我再回去换？”
“不用了。”老夫子转身上了刚到的公交车，“今天先去西城社区，第一站是阳光小区。”
车上人不多，三人坐在一起。老夫子从布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简单的路线图。秦先生打开笔记本，写下“调研首日”四个字。大番薯盯着窗外，忽然说：“咱们这次，真要挨家挨户敲门啊？”
“不然呢？”老夫子收起纸，“钱不是天上掉的，得知道花在哪。”
车停了两站，他们下车走进一片老居民区。楼体泛黄，窗户参差不齐地挂着晾衣杆。几个老人坐在楼下长椅上晒太阳，看见他们走过来，目光立刻转开。
第一户人家住在一楼。老夫子敲门，一个中年女人开门只露出半张脸，手里还抓着锅铲。
“我们是基金会的，来做个简单了解。”老夫子递出一张卡片，“想听听大家生活中有哪些困难。”
女人没接卡片：“又是来拍照的吧？前年有个电视台，拍完就说我们家孩子懂事，结果啥也没给。”
“我们不拍照。”老夫子收回卡片，“也不写名字，信息匿名处理。”
女人摇头关门。
第二户没人应。第三户是个老头，隔着铁门喊：“我不领救济！你们走！”
大番薯小声嘀咕：“怎么都这样？”
秦先生翻开本子：“可能是以前被打扰太多次了。”
老夫子没说话，走到楼前的石凳边坐下。一位老太太正低头剥豆子，他走过去，也坐下来。
“这豆子新鲜。”他说。
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剥。
“现在菜价涨得快。”老夫子伸手拿起一把豆子，“我家门口那摊，一斤贵了三块。”
老太太“嗯”了一声。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句话不说地剥了十分钟豆子。老夫子的金手指悄悄运行，眼前浮现出一行字：【对象情绪波动平缓，戒备值下降至41%】
他这才开口：“其实我们是想做个新项目，但不知道大家真正需要什么。您觉得，最麻烦的是哪件事？”
老太太停下动作：“药费。”
“哪种？”
“高血压的。一个月三百多，医保报不了多少。”
老夫子点头记下。旁边大番薯听见了，赶紧掏出笔，在自己手心写了个“药”字。
秦先生走过来轻声问：“能详细说说吗？比如用药频率、有没有断过？”
老太太叹了口气，开始讲起每次去医院排队的事。老夫子不再记录，只是听着，偶尔点头。
这一聊就是半小时。
离开这栋楼时，他们拿到了三个愿意深入沟通的家庭联系方式。大番薯咧嘴笑：“原来坐一会儿比敲十次门都管用。”
下午转场到一所小学。这是所外来务工子女学校，操场不大，围栏锈迹斑斑。校长亲自接待，态度客气但冷淡。
“之前也有机构来，搞机器人课，上了五节课就没了。”校长泡了茶，“孩子们盼了一个月，结果老师再也不来了。”
“我们不是来上课的。”老夫子把包放在桌上，“就想问问，如果现在能做一件事，你们最希望是什么？”
校长愣住。
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也安静下来。
没人回答。老夫子关掉了录音笔，又示意秦先生合上本子。
“我们只是来听。”他说。
角落里一个女老师突然开口：“我希望有地方能让我哭一场。”
所有人都看向她。
她眼圈红了：“班上三十个学生，二十个父母离异，八个随迁，每天处理情绪问题比教数学还累。可没人问我们累不累。”
另一个男老师低声说：“我想有个心理老师常驻。哪怕一周来半天。”
大番薯听得鼻子发酸，当场掏出纸笔，一笔一划抄下每个人说的话。他还写了条备注：“老师也需要关心”。
老夫子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册子，封面上写着“心愿留言册”。
“这不是承诺。”他说，“是起点。你们写下的，我们一条条看，三个月内反馈结果。”
校长接过本子，手指微微发抖。
临走时，一群孩子围过来。
“你们还会来吗？”一个小女孩拉着大番薯的衣角。
“会。”老夫子蹲下来说，“只要你们还在，我们就不会走。”
夕阳照在学校的铁门上，影子拉得很长。
返程公交上，大番薯抱着一堆纸，全是今天收集的问卷和笔记。他打了个哈欠，头一点一点地睡着了。
秦先生翻着自己的记录，忽然说：“原来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没人真的去听。”
老夫子望着窗外。街道两边的灯陆续亮起，映在玻璃上晃动。他的金手指终端震动了一下，弹出一张图表：需求热力分布图。颜色最深的区域集中在慢性病用药、教师心理支持、儿童安全托管三项。
他知道，这就是方向。
车到站，三人下车。大番薯醒过来，揉着眼睛说：“明天我去买糖水，早点到！”
秦先生锁好资料袋，放进帆布包。
老夫子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公交站牌。风吹起他衣角，布包上的扣子松了一颗，摇晃着没掉。
他没去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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