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推动的节流新政，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石子，涟漪缓缓扩散。
宫廷用度的裁减章程尚在拟定，各衙门的浮费核查也刚刚开始，但这股务实节俭的风气已然形成。
然而，无论是杨廷和还是皇帝朱厚照都清楚，节流固然重要，但对于新军编练、水利兴修等庞大的开支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真正的难题，始终在于“开源”。
这一日，例行的阁议在文华殿进行。议题很快便转向了国库空虚的现实。
户部尚书老调重弹，将去岁亏空、各地欠饷的账目又细细数了一遍，最后总结道：“……元辅，非是户部推诿，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各项用度皆已紧缩，若再无开源之策，莫说编练新军，便是维持九边日常粮饷，今岁恐也难以为继。”
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开源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
加征田赋？那是逼反百姓的速亡之道。
提高商税？且不说执行难度，朝中与商贸利益相关的官员首先就会激烈反对。
次辅李东阳沉吟片刻，谨慎开口道：“或可考虑，清理盐政积弊？若能使盐课足额入库，亦是一大进项。”
这确实是个方向，但盐政牵扯利益盘根错节，改革绝非易事，非一朝一夕可成。
就在这时，杨廷和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茶盏，发出清脆的磕碰声，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他目光扫过同僚，语气平稳却带着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坚定：
“盐政之弊，确需整顿，然远水难解近渴。仆近日反复思量，或有一策，可作权宜，亦可图长远。”
他稍作停顿，仿佛在斟酌词句，然后才缓缓说道：“东南沿海，私船往来，贸易繁盛，其利甚巨。然因海禁之故，此利尽入私囊，朝廷所得寥寥。
陛下登基之初，漕运总督文贵便曾上《请开海禁疏》，言开海通商，既可充实国用，亦可靖清海疆。仆以为……或可再议。”
“开海禁？”
这三个字如同惊雷，在阁议室内炸响。就连一直垂眸不语的李东阳也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惊愕与凝重。
另外两位阁臣更是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海禁！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是维系“天朝上国”体面的重要一环！虽然民间走私早已泛滥成灾，但由内阁首辅在正式阁议中提出“再议”，其意义截然不同。
“元辅！”一位较为保守的阁臣立刻出言反对，“海禁乃祖宗成法，岂可轻言更张？且片板不许下海，方能绝倭寇之患，保境安民。若开海禁，恐引来外患，滋扰地方，得不偿失啊！”
“郑大人所言，不无道理。”杨廷和并未动怒，语气依旧平和，“然，凡事需察其实际。如今东南沿海，倭寇之患果真因海禁而绝否？抑或是，正因海禁，官方水师废弛，商民转为走私，反而使得海防更为糜烂，朝廷税收尽失？”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祖宗成法，太祖高皇帝当年行海禁，乃因时制宜。如今时移世易，海外诸国商船频至，我朝物产亦需通道外销。若仍固守旧制，坐视巨利流失，而边镇军饷无着，新军编练停滞，此岂非……因循误国？”
“因循误国”四个字，他说得并不重，却像一记重锤，敲在众人心头。这是直接将反对开海与“误国”联系在一起，分量极重。
李东阳眉头紧锁，缓缓道：“介夫，开海之议，事关国体，非同小可。纵有其利，然朝中反对之声必然鼎沸，且具体如何开？于何处开？税收几何？管理何如？水师如何配备？皆需万全筹划。若仓促行事，恐画虎不成反类犬。”
“宾之公虑得是。”杨廷和看向李东阳，态度诚恳，“正因其关系重大，故仆言‘再议’，而非即刻推行。意在请诸位同僚，暂抛却成见，姑且将其视为解决当下财政困局的一条可能路径，共同探讨其可行性、利弊得失。若利大于弊，则徐徐图之，制定万全之策；若弊大于利，则暂且搁置，另寻他法。总好过固步自封，坐困愁城。”
他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明了推动的意图，又展现了谨慎务实的态度，将可能扣上的“违背祖制”的帽子，巧妙地转化为“为解决现实困境而进行的务实探讨”。
阁议最终并未达成任何决议，但“开海”这个禁忌性的话题，已经被杨廷和以首辅的身份，正式摆到了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桌面上进行讨论。
可以想见，此事一旦传出文华殿，必将在整个朝堂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
消息自然也第一时间传到了朱厚照耳中。他放下手中的密报，嘴角微微上扬。
杨廷和果然没有让他失望，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以最稳妥的方式，将他早已埋下的种子，催生出了第一株嫩芽。
风暴将至，但他已做好了准备。
接下来，就该他这位皇帝，在合适的时机，为这株嫩芽，挡一挡最初的风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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