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图说》初稿引发的风波，在文贵“于谬误中求进步”的定调下，非但没有挫伤士气，反而激发了一种更为务实和精细的钻研氛围。
学堂内不再是最初的盲目尝试或僵硬照搬，而是多了一种“较真”的劲头。每个人都开始像解剖牛一样，试图将复杂的技艺分解到最根本的环节。
李振泉的变化最为显着。
他不再执着于《九章算术》的章句，而是带着几个悟性稍高的学员，干脆住到了码头上。
他们不再满足于那个有漏洞的“投木片测速法”，而是设计了多种测量方案：利用岸上固定标记分段计时，观测不同航向、不同风帆角度下的速度变化，甚至尝试记录潮汐对船速的影响。
每一次测量，他都要求学员详细记录所有条件数据——风力估计、帆角、装载、水流方向，然后一起核算、比对、分析差异。
“看，此处顺流，即便风力稍弱，船速亦快于逆风强风时。可见水流之力，不可忽视。”
李振泉指着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对围拢的学员讲解，“以往只凭老水手‘感觉’，如今我等有了这些数据，便可尝试总结规律，甚至……预测！”他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那是发现新天地的兴奋。
算学不再是无用的屠龙术，而是解开海洋秘密的钥匙。
他开始着手起草《舟船行速与风、流、帆角关系初探》的笔记，这已远远超出了《启蒙图说》初稿的范畴。
陈阿木的工坊里，则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解牛”。在王良派来的文书和画师的“逼迫”下，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将那些“只可意会”的手感，用最朴素的语言和尽可能精确的图示表达出来。
为了说明“凿刃与木纹呈三十度角”，他最终和王良一起，用硬纸板做了个简易的量角器，让学员可以比照着调整凿子角度。
为了解释如何处理“纹理扭转”的木料，他反复演示，最终归纳出“顺纹轻推，逆纹缓进，遇疖绕行，裂痕止步”十六字口诀，并配上不同纹理的示意图。
这个过程痛苦却有效。
陈阿木发现自己原本混沌一片的“经验”，被一点点梳理出了条理。
他甚至开始尝试将不同的榫卯结构，按照复杂度、受力特点进行分类，虽然他的分类名称在王良听来颇为古怪，如“狗牙咬”、“鱼尾锁”、“将军扣”等，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开始系统化自己的知识。
沈拓的格物原理课，则成了连接算学与匠作的桥梁。
他不再空谈原理，而是将李振泉在码头测得的数据、陈阿木在工坊遇到的力学问题，都搬上了课堂。
他带领学员用杠杆模型分析吊装火炮时，为何支点位置稍微移动，所需力量就相差数倍；他用滑轮组解释为何复杂帆索能让少数人操控巨帆；他甚至尝试用光线反射原理，来解释安东尼奥带来的那种带有照门和准星的“佛郎机铳”的瞄准机制。
“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沈拓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明其理，方能精其术，乃至创其新！”他的课，成了学员们最期待的时刻，因为总能将看似不相干的算学、匠作和西洋奇器，用几条清晰的“道理”串联起来。
王良则如同一个精密仪器的操控者，将各方汇集来的数据、笔记、口诀、图示，分门别类，整理归档。他建立了学员的“学业档案”，记录每个人的特长、短板以及在实践和理论中提出的问题。
他甚至设计了一套简单的考评方法，不仅考核最终成品，也考核制作过程中的步骤规范性、问题解决思路，以及对相关原理的理解程度。
这一日，文贵再次巡视学堂。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静静地站在工坊外，看着里面热火朝天的景象：李振泉和几个学员围着沙盘和算筹，激烈地争论着某种新帆型的预期速度；陈阿木正对着一个新做的滑轮组模型，比划着向沈拓请教某个受力点的计算。
而几个学员则在按照修订后的《启蒙图说（二次修订稿）》制作一个小型舰船模型，不时翻看书册，相互提醒着要点。
不再是盲目的模仿，也不再是僵硬的对立。理论、实践、原理，如同三股丝线，开始被一双无形的手，细细地编织在一起。
文贵对陪同的王良低声道：“看见了吗？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而今，他们正在做的，便是将这造船、铸炮、航海之‘全牛’，一一分解，探其肌理，究其筋骨。虽离游刃有余尚远，然路已在脚下。”
王良点头，补充道：“部堂，根据目前进展，下官以为，可考虑下一阶段。待此批学员基础稍固，便可尝试‘项目制’。”
“哦？细说。”
“譬如，命他们分组，自行设计、制作一艘能在内河行驶的小型桨帆船。从计算载重、设计船型、选料下料，到制作组装、下水试航，全程自主完成，我等只从旁指点。如此，可令其将所学融会贯通，亦可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文贵眼中精光一闪：“此议大善！便如此安排。让他们在真刀真枪的‘造物’中，自己去溯源、去求索吧！”
庖丁解牛，非一日之功。
但月港技工学堂的师生们，已经拿起了他们的“刀”，开始了解构庞大技艺体系、追溯其本源的漫长而伟大的征程。
这艘承载着希望与变革的方舟，正驶向更广阔的知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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