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七月底，扬州的烈日仿若烧红的铁熨斗，无情地将运河熨烫成一条冒着青烟的尸布。连水鸟都瑟缩在枯柳的荫庇下，喙尖垂落着黏稠的涎水。河水浑浊不堪，能清晰瞧见河底翻着白肚的鱼，其鳞片泛着青铜锈般的色泽，恰似沉埋千年的戈矛。
随着护送报纸的骑兵陆续返回扬州，为李默带回了南京、苏州、绍兴、杭州等地各阶层对报纸内容的反响。
南京，作为明朝南都与政治中心，士绅官僚圈层震动不已。阮大铖（复社死敌）、路振飞（淮扬巡抚）等重臣被查办，令他们惊愕万分。私下里，议论纷纷，“李默手握兵权，竟敢撼动中枢”。部分东林党人暗自欣喜阉党失势，却又忧心忡忡：“考成法恐将触及官场积弊”，尤其对“裁撤卫所”极为敏感。
六部小吏如惊弓之鸟，连夜篡改账本。户部胥吏甚至慌不择路，将陈年旧账一股脑儿丢进茅厕。
勋贵集团以徐弘基等人为首，个个惴惴不安，私下里相互串联，妄图保住特权。然而，因崇祯驻跸扬州，他们不敢公然发声。
东林党人于《南京邸报》发表《讨贼需先正朝纲》，暗指“李默专权亦是隐患”。可这言论却遭市民唾弃，百姓们怒掷菜叶，大骂“书生误国”。
黄道周门生在《南京邸报》刊出《辨军权干政疏》，详细阐述卫所裁撤或引发“兵制崩塌”的忧虑。
寒门举人们，于南京夫子庙张贴《致黄道周书》，言辞犀利：“若依‘请旨革籍’之流程，我等十年寒窗苦读，竟不及士绅一月贪墨所得。李督师抄没汪家时，留其未涉案子弟功名，已然仁至义尽！”
地方塾师在蒙学课堂上隐晦点评：“太祖爷当年许民告官，方有洪武之治。今日李督师用《大诰》之法，何错之有？”
南京老儒在秦淮河画舫上悲叹：“礼崩则乐坏，法乱则国危。”却被年轻商人反驳：“你饱读诗书，可曾见过百姓易子而食？”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们又在国子监痛哭流涕，高呼“重典之下无完卵”，却遭学生反问：“您家良田千顷，是不是也该彻查一番？”
南京国子监博士联名请辞，称“武人干政，斯文扫地”。
南京的御史们，以“草菅人命”为由，弹劾李默，要求将其移交“三法司审理”。不料，却被百姓包围官轿，无奈之下，只得吞回弹劾疏。某举人伪造汪文耀“冤魂托梦”的乩语，妄图动摇新政合法性，却因字迹与汪氏生前笔迹不符而败露。
市井百姓：态度从起初的观望，迅速转变为狂热。
初闻檄文时，街头百姓纷纷围聚在读报人周围。当听闻“左良玉纵兵为匪”“李自成弑君篡逆”，有人捶胸顿足，悲愤道：“怪不得去年徐州惨遭屠戮，原来是左贼纵兵肆虐！”一位老妇人更是哭骂：“李自成烧了我家祖坟，李督师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秦淮河船工自发在船头高悬“讨贼”三角旗，夫子庙商贩精心制作“李督师必胜”的面人。城郊农民踊跃组成“义民队”，主动请求加入新军，为运输粮草出力。甚至有少年虚报年龄，一心求参军。
报童高呼“”盐商吃人肉，如今砍狗头！”，与士绅官僚阶层截然不同，市井百姓们在街头巷尾热烈议论扬州“杀贪官、抄盐商”的壮举。
秦淮河畔爆发出阵阵欢呼声，有人将汪文耀画像绑在竹竿上付之一炬，孩童们则模仿砍头动作，嬉笑追逐。
有识字市民围聚读报人处，聆听《扬州捷报》连载。当听到“汪家拿人血腌盐”“截留三十万两盐税”时，有人怒砸茶碗，怒斥：“这些官儿喝人血时，怎不见讲究‘程序’？”
难民们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用黄泥塑成贪官跪像，每有路人经过，皆向其吐痰唾弃。短短三日，跪像便被砸成齑粉。
普通百姓通过说书人、街头画舫了解事件，将黄道周视作“拦路文官”，编出顺口溜：“黄大人，嘴皮子，不如李督师枪杆子；会典不如饭勺子，救民才是真天子！”
有好事的百姓，将“未经会审”简化为“李督师杀得快”，编成歌谣：“刑部慢，都察院懒，不如新军一刀斩。”他们将李默比作“洪武朝的剥皮实草”，坚信“太祖爷杀贪官，才有大明三百年”，形成“重刑 = 明君”的朴素认知。
百姓们虽对“摊丁入亩”一知半解，但听闻“种地只交两成粮”后，近郊农户满心期盼新政早日施行，城中贫民则羡慕扬州“新军发救济米”。
底层民众将李默奉为“救星”，编出民谣：“李督师，炮车响，贪官污吏全扫光。”百姓因崇祯支持李默，欢呼“皇上终于硬气了”。
南京街头燃起“陛下万岁”的篝火晚会，家家户户窗台都插着讨贼小旗。有人将崇祯画像与李默画像并列悬挂。
士绅却称李默“虽有拨乱之才，却无守成之德”，担忧武人专权打破“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传统。
苏州，作为彼时的工商业重镇，大商人对“抄没汪文耀”一事态度不一。徽商惊恐万分，他们与扬州盐商休戚相关；本地布商则暗自欣喜，只因汪氏曾垄断漕运，严重挤压民企生存空间。苏州织造局官吏听闻考成法严查贪腐，连夜销毁账本。
阮大铖党羽在苏州四处散布“李默欲谋反”的谣言。部分东林党人明知左良玉骄横跋扈，却因厌恶李默，拒绝公开支持讨贼，致使民间出现批判民谣：“文官比贼还坏。”
徽商联盟借漕帮在运河码头散发传单，宣称“盐税暴涨皆因李默穷兵黩武”，企图煽动运夫罢工。
东林党文人在茶社撰文：“李默行张居正之法，却无党争之祸，此乃明之幸欤？”但也有人批判：“武人干政，恐蹈唐末藩镇覆辙。”
苏州的机工们聚在玄妙观聆听报纸读稿，当听到“盐商拿人血腌盐”，顿时群情激愤，有人提议：“联名上书，请李大都督来苏州查办织造局贪官。”机工自发组织“护李队”，护送报童穿越南京城门时，与阻拦的卫所兵发生推搡，进而演变成群殴事件。
苏州郊区农民在檄文空白处写下“灭贼后求均田”，被李默的情报人员收集，成为后续推行土地改革的民意依据。
松江布商提前生产“讨贼胜利纪念布”，印有“驱除鞑虏”字样，预备战后高价售卖。汪家垄断的淮盐渠道解封后，苏州米市价格暴跌三成，粮商挂出“大都督米”招牌促销。机工在织锦上绣“除四害”图案（四只老鼠被利剑刺穿），布匹被抢购一空，甚至流入朝鲜商队。
汪家倒台后掌权的浙商集团，借势接管两淮盐引，主动向新军捐赠十万两白银“助饷”，提出“讨贼后开放江北商路”的条件，并向李默进献用孔雀羽织成的“讨贼袍”。
说书人将马铭騄罪状改编为《知府变猪记》，称其“每日要吃三斤人奶”，虽为虚构，却引发强烈共鸣。街头出现匿名揭帖，痛斥本地卫所“强占民田、逼良为娼”，呼应扬州裁撤卫所之举，吓得胥吏衙役人人自危。苏州百姓联名请求“查抄所有姓汪的富商”，理由竟是“汪家没好人”。
百姓或许并不理解党争或军权，但“崇祯亲征”的符号，让他们坚信“朝廷还在做事”。正如扬州难民所言：“只要皇上肯打，咱们就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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