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周深的生活被彻底简化，只剩下一个坐标——医院。他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安排，无论是能推的还是难以推脱的，一律无限期暂停。经纪人李哥试图劝说他至少处理一些紧急的线上事务，但看到他眼中那片雷打不动的、近乎偏执的沉寂后，所有的话都化作了无声的叹息。
他几乎以医院为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物理意义上的。每天，当城市还笼罩在晨曦的微光中，他的身影便会准时出现在神经外科IcU所在的那条寂静走廊。他无法踏入那道生死之门，便选择守候在离那扇门最近的地方。
有时，他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张冰冷的金属长椅上，背脊挺得笔直，目光空洞地落在IcU厚重的门上，仿佛一尊凝固的守望者雕像。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与人交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里只有无尽的回溯和自责。走廊里偶尔有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经过，投来或好奇或同情的一瞥，但他浑然不觉。外界的一切，都像被隔在一层透明的结界之外。
有时，他会趁护士交接班或者医生查房后，小心翼翼地走上前，用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询问何粥粥的最新情况。他的问题总是很简单：“今天……怎么样？”“指标……稳定吗？”得到的回答也往往是程式化的、谨慎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情况没有恶化。” “还在深度昏迷中。”
“没有恶化”成了唯一的，也是苍白的好消息。这意味着何粥粥依旧在生死线上顽强地挣扎着，没有滑向更深的深渊。但“没有好转”却是更沉重的现实。她依然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依靠各种药物和营养液维系生命的基本需求，大脑皮层活动微弱得近乎一条直线。她被困在深深的、无人能抵达的昏迷深处，像一艘迷失在黑暗宇宙中的孤舟。
周深会默默地点头，不再多问。他知道，再多的询问也问不出一个奇迹。然后，他会退回原来的位置，继续他无声的守望。他让团队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默默支付了所有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并且为何母在医院附近安排了舒适的住处，每日三餐都由专人精心准备并送去，尽力在物质上提供最好的支持，确保她们无需为这些琐事烦心。
这些安排周到而细致，何母在最初的悲痛和混乱中，甚至没有机会去考虑这些现实问题。当周深的助理轻声向她说明一切时，她只是红着眼圈，无力地点了点头，连一句“谢谢”都说不出来。她知道，这是那个年轻人表达愧疚和承担责任的方式。
然而，这些物质的支持，这些外部的安排，对于周深内心那道深可见骨的创口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金钱可以支付账单，可以提供舒适的环境，但它无法修复受损的脑神经，无法唤醒一个沉睡的意识，更无法抵消那沉重的、几乎要将他压垮的负罪感。
他每天坐在这里，看着那扇门，支付着巨额的费用，做着一切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内心深处却无比清醒地知道，这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痒。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稳定的医疗账单，不是一个被照顾妥当的何母，甚至不是何母一句可能的“原谅”。
他需要的，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一个能让何粥粥重新睁开双眼，恢复神智，找回那个独一无二的“她”的奇迹。而这个奇迹，是如此渺茫，渺茫到连最顶尖的医生都不敢给出任何承诺。于是，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这条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走廊里，用自己的沉默和等待，进行一场绝望的、不知期限的祈祷。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对奇迹的渴望，和深知其渺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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