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那如同猎犬般的直觉，一旦被触动，便不会轻易松开。他下达的对“张先生”（蔡孝乾）进行秘密外围调查的指令，如同一颗投入静水中的石子，在保密局这台庞大的特务机器内部，激起了一圈不易察觉、却持续扩散的涟漪。执行命令的特务们，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工蚁，开始按照指令，悄无声息地行动起来。他们遵循着“不惊动目标”的原则，利用职务之便和庞大的线人网络，从最外围的、公开的渠道入手，试图勾勒出这位神秘“张先生”的真实轮廓。
这些调查活动，极其隐蔽，混杂在台北市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治安巡查之中，普通人根本无从察觉。然而，对于一直保持着最高警惕、且通过“固本培元”策略在基层也布有耳目的我们（吴石、聂曦）来说，却并非毫无征兆。
几天后，一些零星的、看似无关的信息，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隐约传递到我们这里：
一位在市政府工商登记科工作的、与老师有间接往来（曾因孩子上学问题得到过老师帮助）的科员，在一次非正式场合闲聊时，随口对老师提及：“最近上面好像对南洋来的商人查得挺细，让我们调阅了好几家贸易行的备案材料，说是例行核查，但感觉有点不寻常。” 他并未提到具体名字，但“南洋商人”这个关键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几乎同时，一位在台北市警察局户籍股任职的低阶警官（其妻与王碧奎老师相熟），在来寓所拜访时，也无意中说起：“最近局里好像在摸排一些长期包住高档旅馆、又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员情况，说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但重点好像放在几个特定的区域和酒店。” 这番话，与“张先生”挥霍无度、居无定所（或频繁更换住址）的特点，隐隐吻合。
这些信息碎片，单个看似乎都是正常的公务行为，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并结合我们已知的蔡孝乾的奢靡行为，一个清晰的信号浮现出来：保密局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的调查矛头，正指向蔡孝乾伪装的身份！
我和老师吴石在书房里紧急商议。
“老师，看来谷正文的鼻子，已经嗅到‘张先生’的异常了。”我忧心忡忡地分析，“工商和户籍的核查，是典型的外围摸查手段，目的是在不惊动目标的情况下，核实其身份真伪和活动轨迹。”
“嗯。”老师面色凝重地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这只是开始。以保密局的手段，接下来他们会动用更多资源，调查他的社交圈、资金来源。蔡孝乾交往复杂，尤其是他与文化界一些左倾人士的往来，恐怕很难瞒过有心人的眼睛。”
老师的担忧，很快被证实。
又过了几日，一条更具体、也更令人不安的消息，通过一位在新闻检查部门工作的内线（此人曾因老师帮忙压下过一篇对其不利的报道而心存感激），以极其隐晦的方式传递过来。消息称，近期有几家小报的记者被“约谈”，内容涉及他们与一位“张姓富商”的交往细节，特别是该富商与几位“思想有问题”的文人（如某位曾发表过同情左翼言论的作家、某位与大陆有亲属关系的画家）的聚会情况。保密局似乎对“张先生”的交际圈，尤其是其中带有“左倾”色彩的人员，表现出了格外的兴趣。
这个消息，像一块冰，瞬间沉入了我和老师的心底。
“果然！”老师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绝望与愤怒，“蔡孝乾这个蠢材！他不仅生活腐化，连最基本的保密纪律都抛之脑后！他与那些左翼文化人的交往，等于是自己把靶子竖了起来！谷正文只要把这条线抓住，顺藤摸瓜，迟早会挖出他的老底！”
“老师，情况非常危急了！”我急切道，“外围调查一旦发现这些硬伤，谷正文绝不会罢手，必然会升级为直接监控和审讯！蔡孝乾根本经不起查，更经不起审！他的暴露，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短得多！”
“我们必须立刻采取终极应对措施！”老师当机立断，语气斩钉截铁，“聂曦，执行最高紧急预案：
第一， 单方面、永久性切断与蔡孝乾及其可能关联的一切逻辑联系和心理联系。所有预设的、哪怕只是理论上可能与之产生交集的应急通道，全部作废、销毁！
第二， 立即通知朱枫同志，情况极度危险！蔡孝乾系统崩溃在即，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无法预估。她的撤离行动必须加速，并彻底规避任何可能与台湾工委系统产生关联的渠道！建议她启用最独立、最原始的备用方案，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冒险闯关！
第三， 我们自身进入‘绝对静默’状态。寓所实施最严格的灯火管制和信息管制，非生死攸关，绝不与外界产生任何非必要联系。你和我，要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彻底融入背景！”
“是！老师！”我凛然领命，心知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保密局的外围摸查，如同已经抵近目标阵地的侦察兵，虽然尚未开火，但已经锁定了方位。蔡孝乾这个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点燃。爆炸的冲击波，将席卷一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爆炸发生前，将自己埋入最深的掩体，并祈祷朱谌之同志能抢在那最后一声巨响之前，带着希望的种子，冲出这片即将被烈焰吞噬的死亡之地。时间，成了最奢侈也最残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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