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冬天，多数时候都被铅灰色的雪裹得严严实实，可在东南部的东宁县，却能寻着几分不一样的温润。
这里背倚长白山余脉，绥芬河穿城而过，即便是隆冬，河岸也常有不冻的水汽氤氲，于是得了个“塞北小江南”的美名。只是这美名背后，在九十年代中俄边境贸易的狂潮里，曾滋生出一段沾满同胞血泪的黑暗过往。
东宁的东边，就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国境线在地图上是一道细线，在现实里却串起了两国民众的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俄罗斯淘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掠过东北的黑土地。那时候的说法邪乎得很：“不用带本钱，揣两把干辣椒、几尺碎布头过去，回来就能换个大金链子”“工地上搬砖都比在国内当厂长挣得多”。这些真假掺半的传言，像磁石一样吸着东宁乃至东北各地的人。
农民放下锄头，工人辞了铁饭碗，就连街边修鞋的都背着铺盖卷往口岸跑。
据后来边境管理部门的统计，那几年涌到俄罗斯的中国同胞，光登记在册的就有三十多万。他们散在俄罗斯的大小城市，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开商贸城的、种蔬菜大棚的、包建筑工程的，还有开中医诊所、修家电甚至擦皮鞋的，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久而久之，每个城市都冒出了“中国城”，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连成片，东北话、山东话混着生硬的俄语在街头飘着，成了边境线上独有的风景。
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自治镇的郑仁浩，就是这淘金大军里的一员。1995年他动身去俄罗斯时，刚满二十七岁，皮肤晒得黝黑，手上还带着种地留下的老茧。出发前，他揣着家里卖粮凑的八千块钱，跟媳妇拍着胸脯说：“等我回来，咱就盖砖瓦房，给娃攒够大学钱。”
他去的是乌苏里斯克，一座距东宁口岸不到百公里的边境城市，当时是俄罗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郑仁浩没什么手艺，听说纺织内衣在俄罗斯好卖，就从绥芬河批发市场批了两大包秋衣秋裤，背着就过了境。为了跟俄罗斯人打交道方便，他还特意请翻译给起了个俄国名字，“一诺”，听着干脆，也图个吉利。
那时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十个里有八个有外国名字，就像现在年轻人追美剧起英文名似的，汤姆、杰瑞随口就来。可做生意不是靠名字撑场面的。郑仁浩没做过市场调研，以为“中国制造”在俄罗斯都是香饽饽，进的内衣全是小号的，压根没考虑到俄罗斯人高大的体型；更要命的是他急着暴富，总想着“一锤子买卖”，有回甚至把掺了滑石粉的内衣当纯棉的卖，被俄罗斯顾客找上门来闹，货被掀翻在地，还被市场管理处罚了款。
就这么折腾了三年，郑仁浩不仅没挣着钱，反倒把本钱赔了个底朝天。到1998年冬天，他身上除了一件打补丁的棉袄、一双磨破底的棉鞋，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他蹲在乌苏里斯克商贸城的墙角，看着同胞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匆匆而过，嘴里哈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寒风里，心里又酸又恨。
没过几天，几个同乡找上了他。都是东宁来的，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跟他一样，在俄罗斯混得灰头土脸，陈宝军倒腾木材，被俄罗斯老板骗了货款；金虎山开小饭馆，因为卫生问题被查封；申正浩修家电，最后连工具都当掉了。几个人凑在一间月租五十卢布的板房里，就着劣质伏特加，越说越憋屈。
“仁浩哥，你说咱咋办？”陈宝军灌了口酒，酒液辣得他皱眉头，“回村？我爹要是知道我赔光了家底，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金虎山接话：“就是，当初出来时吹的牛，现在回去脸往哪搁？街坊邻居不得戳脊梁骨？”
郑仁浩把空酒瓶往地上一摔，玻璃碴子溅起来：“回去是没脸回了，留在这，总得有条活路。”他盯着几个同乡，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发亮，“这乌苏里斯克，啥都不缺，就缺一个‘黄瘸子’。”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愣住了。黄瘸子的名头，在八十年代的东北那可是响当当的，哈尔滨最大暴力团伙的头目，手下小弟上千，号称“东北贼王”，后来火遍全国的《天下无贼》里，葛优演的黎叔，原型就是他。那时候在东北混社会的，没人不知道黄瘸子的规矩：“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陈宝军反应过来，脸都白了：“仁浩哥，你是说……要干那玩命的买卖？”
“玩命才能挣钱！”郑仁浩一拍桌子，“你以为那些开大车、做批发生意的，真的是靠本事发财？他们怕不怕黑？怕不怕打？咱就在这中国人堆里找饭吃，他们报官？俄罗斯警察听得懂中国话吗？就算听懂了，能管咱中国人的事？”
他顿了顿，语气更狠：“我先去探探路，成了，咱就一起干；不成，我一个人担着。”
郑仁浩打的算盘很毒，不碰俄罗斯人，专欺负自己同胞。他知道商贸城的中国商人大多报团，但也有不少是单打独斗的小老板，胆子小，怕惹事。他挑了个卖袜子的浙江老板，揣着块砖头藏在怀里，闯进人家店里，开口就说“借”五百美元。
“我跟你不熟，凭啥借你钱？”浙江老板往后退了一步，手悄悄摸向电话。
郑仁浩把砖头往柜台上一砸，瓷砖裂开一道缝：“借是给你面子，不借？你这店明天就别想开了。”他故意把棉袄拉开，露出腰上别着的水果刀（其实是吓唬人的），“我叫一诺，在乌苏里斯克，你打听打听，我说话算不算数。”
浙江老板看着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想起最近常听说有商人被抢，犹豫了半天，还是从保险柜里拿出五百美元，颤巍巍地递了过去。
当天晚上，郑仁浩把五百美元“啪”地拍在板房的桌子上，陈宝军几个人眼睛都直了。“看见没？”郑仁浩点了根烟，“这钱来得比卖内衣容易一百倍。”
几个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贪婪。陈宝军先表了态：“仁浩哥，我跟你干！”金虎山和申正浩也跟着点头。从那天起，乌苏里斯克的“一诺黑帮”，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成立了。
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大多住在市区的几间宾馆里，142宾馆、108宾馆，还有乌苏里斯克宾馆，都是中国人开的，住起来放心。一诺黑帮的第一个“大客户”，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周老板，福建人，据说手里有上百万的货。
郑仁浩先派陈宝军去传话：“周老板，想在这安稳做生意，就得交保护费，一个月三千美元，以后没人敢找你麻烦。”
周老板当时正跟几个客户谈生意，一听就乐了：“你家老大是谁？我在这做了五年生意，从没听说过什么保护费。”他身边跟着两个保镖，都是退伍军人，身高一米九，往那一站就很有气势。
陈宝军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跟郑仁浩一说，郑仁浩火了：“给他脸了！让他知道知道，一诺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他们蹲在周老板住的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等了三天，终于在一个晚上等到周老板独自回来。郑仁浩带着金虎山、申正浩冲上去，手里拿着钢管，不由分说就往周老板身上打。周老板想反抗，可对方人多，钢管砸在背上、腿上，疼得他直咧嘴。
“服不服？”郑仁浩用钢管指着他的头。
周老板疼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郑仁浩又说：“三天之内，把三千美元送到商贸城3号铺，不然下次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了。”
周老板被打怕了，也觉得丢人，没敢报案，对外只说“得了急病”，把货低价处理了，连夜回了国内。他这一跑，反而让一诺黑帮的名声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圈子里传开了，“那个叫一诺的，心狠手辣，惹不起”。
1999年春节刚过，张老板从东宁来乌苏里斯克收红松子。他跟大连的商家签了十吨的合同，一斤能赚五块钱，这一趟下来，净利润能有五万多。他租了个库房，半个月就收满了货，正准备办过境手续，郑仁浩带着人就闯进来了。
库房里堆着一袋袋红松子，空气里都是松仁的清香。郑仁浩踩着麻袋走过去，拿起一袋松子掂量了掂量：“张老板，生意不错啊。”
张老板心里一紧，赶紧递烟：“这位大哥，有什么事吗？”
“没事，过来跟你借点钱。”郑仁浩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三千美元，就当给兄弟们买酒喝。你这一库房货，值个二三十万，这点钱不算多吧？”
张老板皱起眉头：“大哥，我这货是要运回国的，本钱都压在上面了，实在没闲钱。”
“没闲钱？”郑仁浩笑了，笑得很阴，“那我帮你想想办法。比如，今晚一把火，把这库房烧了，你说大连的商家会不会找你赔？再比如，你这腿要是断了，还能不能回国？”他顿了顿，“你听说过周老板吧？他现在还在国内养伤呢。”
张老板浑身一哆嗦。他来之前就听说过周老板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轮到自己头上。他看着郑仁浩身后几个凶神恶煞的手下，又看了看一库房的红松子，心里天人交战，三千美元，差不多是这趟生意一半的利润，可要是不给，货没了，人也可能出事。
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从行李箱里拿出三千美元，递给了郑仁浩。郑仁浩接过钱，拍了拍他的肩膀：“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在乌苏里斯克，报我的名字，没人敢欺负你。”
这之后，一诺黑帮就像脱缰的野马，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圈子里横冲直撞。4月份，他们把做苹果生意的孙老板绑到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轮番殴打，抢走了两千箱苹果，拉到市场上低价甩卖；6月份，又拿着几发冲锋枪子弹（是空弹壳），逼着孙老板花三千美元买下来，美其名曰“防身费”。
更嚣张的是，他们还跟当地的俄罗斯黑帮搭上了线。领头的俄罗斯人叫谢利盖，也是靠敲诈勒索为生。两伙人“强强联合”，谢利盖提供俄罗斯警方的消息，一诺黑帮负责盯着中国商人，抢来的钱五五分成。1999年6月15号，他们合伙砸开乌苏里斯克宾馆217房间，抢走了中国商人金某的两千五百美元，金某想报案，谢利盖提前跟俄罗斯警察打了招呼，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受害者们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来语言不通，报案困难；二来怕被报复，毕竟黑帮就在身边，今天报案，明天可能就被堵在小巷子里打一顿；三来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消灾算了。可他们没想到，越是退让，黑帮就越是嚣张。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陈淑华的女人和一个叫卢运奇的男人。
陈淑华和丈夫在乌苏里斯克做水果蔬菜生意，儿子宋永嘉刚考上大学，趁着暑假来俄罗斯看他们。1999年6月8号早晨，陈淑华出门前反复叮嘱儿子：“别出门，这地方乱，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宋永嘉点头答应了，抱着本书在房间里看。
傍晚五点多，陈淑华和丈夫回到108宾馆，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桌上的书掉在地上，窗台上的水杯倒了，水洒了一地。陈淑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外跑，刚到宾馆门口，就被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拦住了。
“找儿子呢？”男人叼着烟，吐了个烟圈。
“你知道我儿子在哪？”陈淑华抓住男人的胳膊，声音都在抖。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宋永嘉的护照，晃了晃：“拿五千美元来赎人，不然，你就等着收尸吧。对了，我们老大叫一诺。”
“一诺”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陈淑华耳边响起来。她早就听说过这个黑帮头目的名字，只是没想到会找上自己家。夫妻俩急得团团转，家里只有两千美元的现金，还是准备进货的钱。他们赶紧托同乡凑钱，连夜把两千美元送了过去。
大半夜的时候，宋永嘉被送回来了。陈淑华一看，儿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流着血，胳膊上还有烟头烫伤的痕迹。“妈，他们打我，说钱不够，还要再要三千。”宋永嘉哭着说。
看着儿子受的委屈，陈淑华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她不顾丈夫的阻拦，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乌苏里斯克警察局。可她不会说俄语，只能比手画脚，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俄罗斯警察皱着眉头，手里的笔半天没落下一个字。最后，一个会点中文的警察跟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我们管不了。”
陈淑华哭着回了宾馆，心里又气又恨，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陈淑华更冷静的是卢运奇。他是东宁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1999年5月来哈巴罗夫斯克考察投资项目。5月25号晚上六点多，他从客户公司出来，准备回宾馆，刚走到街角，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加快脚步；他拐进一条小巷，后面的人也跟了进来。
“朋友，跟我们走一趟，有事跟你谈。”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卢运奇心里一紧，知道遇上坏人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不认识你们，没什么好谈的。”趁对方不注意，他转身就跑，正好看见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赶紧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快，随便开，别让后面的人跟上。”
出租车司机是个俄罗斯老人，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踩油门就跑，绕着市区转了三圈，卢运奇才敢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家繁华地段的宾馆门口。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那几个人堵住了。
“跑啊，怎么不跑了？”领头的人笑着说，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
卢运奇想喊救命，可刚张开嘴，就被人用布堵住了嘴，强行推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停在野外的一个水坝旁边。几个人把他拖下车，不由分说就打，把他的护照、钱包、手表都抢走了。
一个小矮个把枪口塞进卢运奇的嘴里，恶狠狠地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的命值两千美元，买不买？”
卢运奇的姐姐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商城开了家服装店，他只能让绑匪跟自己去姐姐店里拿钱。绑匪胆子大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押着他走进商城，当着几十个中国商人的面，从他姐姐手里接过两千美元，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一次，卢运奇没忍。他找了个专业的俄语翻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带着翻译一起去了警察局。这一次，俄罗斯警察终于听明白了，不是生意纠纷，是绑架勒索。他们立刻立案，把郑仁浩等人抓了起来。
可让卢运奇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法律对这类犯罪处罚很轻。郑仁浩交了一笔罚金，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卢运奇彻底寒了心，放弃了在俄罗斯投资的想法，连夜回了东宁。他知道，靠俄罗斯警察，根本治不了这些黑帮。
陈淑华和卢运奇回到东宁后，都去了东宁县公安局报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从俄罗斯回来的商人也涌到公安局，有的被抢了货款，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店铺被砸了，一个个泣不成声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东宁县公安局的局长王建军，看着堆积如山的报案材料，气得拍了桌子。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宁人，亲眼看着东宁从一个小县城变成繁华的边贸口岸，又看着它一点点冷清下去。这一切，除了部分商人卖假货砸了招牌，更重要的是这些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坏了东宁人的名声。
九十年代初，东宁的边贸有多火？那时候，绥芬河还是东宁下属的一个镇，虽然也开通了口岸，但俄罗斯人大多从绥芬河入境，再跑到东宁来做生意。东宁临街的门脸房，租金炒到了一年十万，还抢着租；边贸公司开了一千多家，跟俄罗斯客商打交道的有一两万人。
王建军还记得，那时候他在口岸执勤，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刚走出关口，手里的皮毛、巧克力还没摆出来，就被中国商人用牛仔裤、羽绒服换走了。有个俄罗斯老太太，每次来都背一麻袋俄罗斯套娃，一到东宁就被抢着买光，她笑着说：“东宁是我的财神爷。”
可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先是假货泛滥，有的鞋盒子里装着砖头，有的羽绒服里塞着玉米杆芯，有的皮衣用墨汁染色，一沾水就掉色。俄罗斯商人被骗怕了，再也不敢来东宁了。后来，一诺黑帮和杜宪古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传回来，俄罗斯人更害怕了：“东宁人在我们国家都这么横，去东宁做生意，会不会被抢？”
就这样，东宁的边贸越来越冷清，而绥芬河却后来居上，成了繁华的边贸城市。王建军心里清楚，不打掉这些黑帮，东宁的边贸就没希望，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没盼头。
可难题摆在面前，跨国犯罪，隔着国界线，东宁县公安局没有执法权。王建军连夜组织人手，把所有报案材料整理好，写成一份《关于打击境外暴力犯罪、维护中俄边贸正常秩序的情况报告》，亲自开车送到牡丹江市公安局。
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看完报告，也很重视，但同样无奈：“我们是地市级公安局，没有跨境执法的权利。这事得报省厅，甚至公安部。”
报告一层层往上递，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立刻向公安部和省政府汇报。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宋法棠，看完报告后批示：“必须严惩，不能让同胞在境外受委屈，不能坏了中俄边贸的名声。”
公安部很快就和俄罗斯司法部门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会商，双方达成一致：由两国地方警务部门直接接洽，中国警方可以派人到俄罗斯境内，协助俄罗斯警方开展侦查工作。
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东宁县公安局头上。一支由1名省厅警员、2名牡丹江市局侦查员和11名东宁县局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很快组建完成。他们办的是旅游签证，带着翻译和侦查设备，悄悄踏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
专案组的第一站是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在这里，他们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察碰了头。俄方很配合，给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配备了配枪，还下达命令：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两地的内务局，必须全力协助中国警方。
可刚一开始，取证就遇到了大麻烦。受害者们都怕报复，不敢说实话。有个来自阿城的妇女，丈夫被郑仁浩绑架过，勒索了三千五百美元。专案组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听了两句就“砰”地把门关上了，任凭民警怎么喊，就是不开门。第二次去，民警先见到了她的女儿，小姑娘偷偷说：“我爸爸被打后，晚上总做噩梦，妈妈说不能惹那些坏人。”
还有个叫汤世明的东宁商人，被一诺黑帮敲诈了一亿卢布，几乎倾家荡产。侦查员找到他时，他蹲在地上哭：“警察同志，不是我不说，是我不敢说。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告他们，我全家都得遭殃。”
专案组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由俄罗斯警察出面，以“核查护照”“登记居住信息”为由，把受害者请到警察局，然后中俄警方一起取证，这样不容易被黑帮发现；另一条腿，秘密接触受害者，承诺绝对保护他们的信息，同时告诉他们：“中国警方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黑帮打掉。”
民警们还做起了“感情牌”。那个阿城妇女，民警们去了三趟，每次都带着米、面、油，跟她拉家常，讲国内扫黑的力度。最后一次，妇女看着民警冻得通红的脸，终于哭着说：“那些人把我丈夫绑在宾馆里，打了三天三夜，逼他写欠条……”
就这样，一点点地，受害者们开始敢说话了。专案组在俄罗斯一待就是一年半，从1999年夏初到2001年元旦，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受害者，终于摸清了两个黑帮的底细。
郑仁浩的一诺黑帮，核心成员有5人：郑仁浩、崔国哲、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从1999年2月到2000年12月，实施绑架4起、抢劫12起、敲诈勒索10起，涉案金额35万多人民币。
哈巴罗夫斯克的杜宪古黑帮，核心成员6人：杜宪古、宋超、金凤哲、霍启林、杜法古、王贵军，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实施抢劫5起，涉案金额12万多人民币。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铁证如山。接下来，就是抓捕。
专案组决定先打一诺黑帮。乌苏里斯克的内务局抽调了50多名俄罗斯警察协助，双方在乌苏里斯克宾馆的会议室里制定抓捕计划。根据情报，郑仁浩等人经常在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据点，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
“就从904房间下手。”中国专案组的组长李向阳说，“一楼留两个人，防止漏网；其他人跟我上九楼。”
俄罗斯警察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叫沙克的翻译皱着眉头：“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宾馆吗？”
一个俄罗斯警察说：“我们有确切情报，郑仁浩现在就在904房间。”
沙克“哦”了一声，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没人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快速按了几下，发了一条短信。
此时此刻，904房间里，郑仁浩正和崔国哲等人打牌。他的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警察来了，快撤。”
郑仁浩心里一惊，立刻站起来：“走，有情况。”
“怎么了？”陈宝军问。
“别问了，赶紧收拾东西。”郑仁浩一边往包里塞钱，一边说，“去海参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扑空后，肯定不会再盯着这里。”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拎着包就从消防通道跑了。
专案组赶到904房间时，门是锁着的。俄罗斯警察用工具撬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放着没打完的牌，烟灰缸里的烟蒂还冒着烟。
“有人通风报信。”李向阳脸色一沉，“查，谁走漏了消息。”
线索很快就指向了沙克。这个翻译，表面上是俄罗斯警方的人，实际上是东宁朝鲜族，原名叫朴英玉。他高中毕业后就来俄罗斯做服装生意，后来因为和俄罗斯商人打架，在警察局展露了流利的俄语，被聘为翻译。他还跟俄罗斯警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帮他加入俄罗斯国籍，二是允许他继续经商。
朴英玉贪心不足，觉得翻译的工资太低。郑仁浩找到他时，许诺给他貂皮大衣和别墅，让他帮忙盯着警方的动静。第一次，有商人报案，朴英玉把“敲诈勒索”翻译成“债务纠纷”，帮郑仁浩的手下脱了罪。郑仁浩真的送了他一件貂皮大衣，朴英玉穿上后，觉得特别风光，从此就成了黑帮的“内线”。
这次通风报信，也是朴英玉干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专案组早就盯上了他。
郑仁浩等人逃到了友谊宾馆，这是乌苏里斯克最“豪华”的宾馆，有九层楼，房间里有24小时热水。他们登记入住后，崔国哲问：“大哥，接下来怎么办？”
“先住几天，看看情况。”郑仁浩靠在床头，“沙克会给我们报信的。”
他们不知道，专案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向阳决定将计就计，故意放出消息，说警方要去蔬菜基地抓捕郑仁浩，同时提出：“按照中国的办案习惯，行动前要收缴所有参与人员的通讯工具，防止走漏消息。”
沙克心里咯噔一下，他刚跟郑仁浩联系过，知道郑仁浩不在蔬菜基地。但他不敢反对，只能把手机交了上去。
专案组一边假装准备去蔬菜基地，一边安排一名民警“生病”，留在友谊宾馆“休养”。这个民警的任务，就是盯着郑仁浩等人的动向。他发现，郑仁浩几个人晚上经常去宾馆的地下室赌博，还找过舞厅的舞女。
民警找到一个跟郑仁浩接触过的舞女，这个舞女会点中文。民警给了她100卢布，舞女才说实话：“那个叫一诺的男人，跟他手下说‘条子走了，回老地方’，我听见了。”
“老地方”就是乌苏里斯克宾馆。李向阳立刻下令：“行动，包围乌苏里斯克宾馆。”
这一次，沙克没有手机，没法通风报信。郑仁浩的手下都在房间里待着，等着郑仁浩回来请他们“乐呵”。郑仁浩呢？他去踩点了，他在宾馆大堂听见两个商人聊天，说有个叫张志佑的中国人，要盘下乌苏里斯克最大的鸿运来照相馆，手里有上百万的资金。郑仁浩动了心，想去看看地形，准备绑架张志佑。
等他和崔国哲开车回到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就看见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心里暗道不好。他赶紧给宾馆服务台打电话，假装是警察局的人：“我找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
服务台的人说：“好多警察在九楼，您找哪一位？”
郑仁浩挂了电话，一脚油门踩到底，跟崔国哲一起跑了。
宾馆里的陈宝军、金虎山等人，被中俄警方抓了个正着。可首犯郑仁浩和崔国哲漏网了，这成了专案组的一块心病。
郑仁浩和崔国哲躲在野外的一个小木屋的里，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们不敢住宾馆，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只能靠沙克给他们送吃的和消息。沙克这时候也后悔了，他知道自己早晚要暴露，想摆脱郑仁浩，可郑仁浩威胁他：“你要是敢出卖我，我就把你帮我通风报信的事说出去，让你吃枪子。”
沙克思来想去，觉得只有除掉郑仁浩，自己才能安全。他给郑仁浩打电话：“大哥，有要事面谈，到我的别墅来，绝对安全。”
郑仁浩也想跟沙克谈谈，一是要好处费，二是想知道被抓的手下的情况。他跟崔国哲说：“你在外边等着，我进去看看，有情况就开枪。”
沙克的别墅离市区有五公里，周围很偏。郑仁浩进去后，先把别墅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埋伏，才在沙发上坐下来。沙克给了他两万美元：“这是你的奖金，以后有消息我再通知你。”
沙克一边跟郑仁浩聊天，一边琢磨着怎么动手。他把枪藏在冰箱里，借口拿啤酒，左手抓枪，右手拿啤酒，一转身就朝郑仁浩开枪。可他是左撇子，枪法又差，只打中了郑仁浩的右肩膀。
郑仁浩疼得大叫一声，从腰里掏出枪，对着沙克连开几枪。沙克倒在血泊里，手里的刀还没扔出去。
就在这时，别墅的门被撞开了，中俄警方冲了进来。原来，专案组早就监控了沙克的别墅，沙克和郑仁浩一进门，民警就围了上来。
郑仁浩看着对准自己的枪口，知道跑不掉了，把枪扔在地上，举起了手。
解决了一诺黑帮，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哈巴罗夫斯克，抓捕杜宪古黑帮。
杜宪古也是东宁人，37岁，原本是三岔口镇的农民。1997年，他看着同乡去俄罗斯挣钱，也动了心，投奔在哈巴罗夫斯克做蔬菜生意的姐姐。一开始，他在姐姐的菜库里干活，后来自己开了家豆腐店，俄罗斯人没吃过豆腐，中国商人又多，他的豆腐店生意很红火。
可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杜宪古的豆腐店也撑不下去了。他看着那些开大车的商人挣大钱，心里不平衡，就跟弟弟杜法古、表弟霍启林，还有认识的金凤哲、宋超等人商量：“咱也别干小买卖了，抢！”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卖鱼的老乡李永振。李永振在哈巴罗夫斯克做鱼生意好几年，攒了不少钱。1998年4月29号晚上，杜宪古带着人闯进李永振的家，把俄罗斯房东捆起来，等着李永振回来。
李永振一家人刚进门，就被枪口顶住了头。杜宪古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李永振没办法，只能把4500万卢布和一块瑞士金表交了出去。
这笔钱，比杜宪古开豆腐店一年挣的还多。他尝到了甜头，干脆组建了黑帮，立下规矩：“听我的话，有钱一起花；不听我的话，打断腿。”
他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为非作歹，抢劫、敲诈，无恶不作。1998年5月，他们砍伤了做蔬菜生意的金昌，抢走500美元；1999年2月，他们闯进商人田某的家，抢走3000美元和2800万卢布……
专案组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特意从国内请了专业的俄语翻译，没再用当地的翻译。他们摸清了杜宪古的老巢，就是他之前开的豆腐坊，这里既是策划犯罪的地方，也是分赃的地方。
可杜宪古很狡猾，进出都走豆腐坊的后门，后门贴着一道“平安符”，是他从东宁一个算卦的手里求来的，说能“保出入平安”。他还跟对面的俄罗斯老太太打好了招呼，让她帮忙盯着，如果有生人来，就给她打电话。
专案组第一次抓捕时，杜宪古的姐姐把窗台上的君子兰搬了下来，这是杜宪古跟她约定的暗号，有危险就把花搬下来。俄罗斯老太太看见后，立刻给杜宪古打了电话，杜宪古带着人从后门跑了，钻进了一片小树林。
李向阳决定再用一次“引蛇出洞”的计策。他让民警假扮成一诺黑帮的人，找到杜宪古的姐姐：“我们是乌苏里斯克来的，找杜宪古，他欠我们钱。”
杜宪古的姐姐不信：“我弟弟不可能欠别人钱。”
民警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弟弟肯定认识。让他准备1亿卢布，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杜宪古的姐姐慌了，赶紧给杜宪古打电话。杜宪古听说过一诺的名声，心里犯嘀咕：“一诺怎么跑到哈巴罗夫斯克来了？”他想探探虚实，就派金凤哲去跟“一诺的人”见面。
金凤哲到了约定的酒吧，看见几个“黑帮分子”正在喝酒，说话凶神恶煞的，真的以为他们是一诺的人。他回去跟杜宪古说：“是真的，他们要1亿卢布，还说要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地盘。”
杜宪古不想交这笔钱，又怕一诺的黑帮真的来抢地盘，决定亲自去谈判。他跟手下说：“带上家伙，要是谈不拢，就跟他们拼了。”
就在这时，专案组接到消息：一诺黑帮的崔国哲，逃到了哈巴罗夫斯克，想投奔杜宪古。李向阳立刻下令：“先抓崔国哲，再抓杜宪古。”
民警在一家宾馆里抓住了崔国哲，他正准备给杜宪古打电话。紧接着，在杜宪古和“一诺的人”约定见面的酒吧里，杜宪古和他的手下被一网打尽。
到2000年12月30号，两个黑帮的最后一名涉案嫌疑人也被抓获。可新的难题又来了——引渡。这些人是在俄罗斯犯罪的，俄罗斯法律和中国法律不一样，怎么把他们带回中国受审？
黑帮成员的家属也在运作，想让他们在俄罗斯受审，因为俄罗斯对黑帮犯罪的处罚比中国轻。可中国警方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国国籍，侵害的是中国公民的利益，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严惩。
中俄双方进行了多次高层磋商，终于在2002年达成一致：俄罗斯同意将郑仁浩、杜宪古等11名主要成员引渡回中国。
2002年6月17号，东宁口岸人山人海。当郑仁浩、杜宪古等人被押解着走出口岸时，等着过关的商人们都沸腾了：“一诺被抓了！”“真是他！”有人激动得哭了，说：“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怕了。”
2002年9月12号，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东宁县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受害者们一个个出庭作证，讲述自己的遭遇。郑仁浩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9月20号，一审判决下来了：郑仁浩、崔国哲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杜宪古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
郑仁浩等人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郑仁浩、崔国哲的死刑。
行刑那天，东宁县的很多商人都去了刑场附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亲眼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当枪声响起时，有人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是为了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是为了东宁边贸的重生。
后来，东宁的边贸慢慢恢复了元气。假货少了，治安好了，俄罗斯商人又开始来东宁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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