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笔在议程单上落下最后一道批注，我抬手将“准联名议均田事”压进已决匣。绿芜无声上前，换上新卷文书。我未停顿，继续翻看北境粮草调度标记事项，指尖划过朔云口初五补给异常的记录。
她将礼部呈报轻轻放在案右，“《新订童蒙辑要》初稿送来了。”
我没有抬头。这份书稿早有风声，谢知章牵头编纂，打着“正统启蒙”旗号，实则埋着祸根。我将其推至案角，先批完三道边关军需调令。
政务稍歇，我才开口：“谢知章这几日去了哪些书院？”
绿芜递来密报。上面列着城南明德、清源、崇文三所私塾，两名教习已签收样书，其中一人曾任国子监训导，因反对新政被贬。
我提笔，在《辑要》封底写下：“可刊印三百册，先试用于京畿官学。”随后命绿芜传谕：“不得更改一字。”
她微怔，随即领命退出。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放任毒种入教材，看似纵容，实则布网。若当场驳回，谢知章必藏得更深。唯有让他以为得逞，才会全力推动，暴露更多同党。
次日清晨，谢知章入宫谢恩。他穿青衫，执象牙笏，神色谦恭。
“臣惶恐，陛下如此信任，必当竭尽全力，不负重托。”
我点头，“你主持文教，朕很放心。今日起，加入国子监改制委员会，参与章程拟定。”
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低头称是。
退朝后，我回到勤政殿。绿芜已在候着，手里拿着一份誊抄录文。
“清音阁昨夜集会，茶童录下全程。”
我接过纸页，逐行细看。
谢知章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今日播一粒种，十年后便是参天树。女子临朝，终非长久，唯以礼教驯之，方可安天下。”
底下有人问：“若女帝察觉，如何应对？”
他答：“她越推进新政，越需文人支持。我们只谈教化，不涉政令，谁能说我们有罪？等天下学子皆信‘女主不可专政’，便是大势已定。”
我看完，合上纸页，轻放于案。
“种子播下了。”我说，“就该等着它发芽了。”
绿芜低声问：“是否现在揭破？”
“不急。”我摇头，“现在抓他，不过是惩一吏。让他继续讲学，让那些书院用书，让更多人听他言论。等他的声音传遍京城，再动手——那时，谁敢替他说话？”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迅速记下下一步安排：暗卫继续跟进各书院授课内容，记录使用《辑要》的学堂名单；同时盯住谢知章每月初五出入清音阁的规律。
三日后，京畿八所官学开始试用《新订童蒙辑要》。有学生背诵其中章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主外政，女主内治，礼之常也。”
私塾先生讲解时强调：“此乃圣贤遗训，不可违逆。”
消息陆续传来，我一一记录在册。同时下令，不准任何官员对此书发表评论，也不许民间议论禁令。越是沉默，越让人误判形势。
谢知章果然更加活跃。他接连举办三场公开讲学，主题皆为“正本清源”，听众逾千人。有年轻学子撰文称赞其“力挽狂澜，匡扶道统”。
我让绿芜将这些文章全部收集，连同讲学现场的听录一并归档。
又过了五日，谢知章向礼部提议扩大试用范围，请求将《辑要》推广至地方州县学府，并申请专项拨款。
礼部尚书犹豫不决，转呈御前。
我当着众臣面批复：“谢卿用心良苦，此举可行。拨款照准，由户部即刻办理。”
满朝哗然。有人惊疑，有人窃喜，更有保守派频频颔首。
只有萧绝在殿外等我时低声道：“他要飘了。”
我淡淡回应：“快到顶了。”
当天下午，我召见三位中立派大臣，正是昨日在朝会上默然旁观的几位。他们曾观望新政，如今见我对谢知章如此优待，神情复杂。
“你们觉得，《辑要》该不该推广？”我问。
一人谨慎答：“若仅论文字，确合经义。”
我直接打断：“但它说的是，女人不能掌权。你们读过先帝遗诏吗？里面写的是‘太子年幼，皇后摄政’。我不是篡位，是奉诏行事。而这本书，是在否定先帝决定。”
三人沉默。
我继续说：“我不怕有人反对改革，但怕有人借文化之名，行夺权之实。你们若真心助我，就在这份调查文书上签字，查清《辑要》背后有多少人参与编纂、多少书院接受赠书、多少官员收受好处。”
片刻后，最年长的一位提笔落款。
其余两人也随之签名。
我收起文书，放入特制铁匣，锁好。
傍晚，绿芜送来金家商路受阻的初步查报。我翻开一看，青崖关守将确与工部某员外郎往来密切，且近期有多笔不明支出。
我放下报告，转而取出《新订童蒙辑要》样书，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小字：
“待其声势最盛之日，一击即溃。”
然后将书锁进铁匣，起身走向内政厅。
脚步穿过长廊，宫灯依次亮起。
我推开政事堂侧门，司库郎中已在等候。
他站起身，手中捧着一叠账册。
我坐下，伸手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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