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的上海，外滩的金融机构招牌越挂越多——南洋银行的红底白字、招商银行的蓝底金字，还有新开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像雨后的蘑菇般冒出来。
联合银行总行的风险监控室里，警报灯时不时闪起：某储蓄所违规高息揽储，某企业通过多家银行套取贷款，风险点像蛛网般缠上了金融体系。
沈逸风盯着监控屏上的红色预警，转身对身后的监管处处长老周说：“再靠‘发通知、查账本’的老办法，管不住这些‘新花样’了。”
“金融机构多了，得有专门的‘管家’——分业监管，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
三个月后，北京金融街的一栋小楼前，挂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局”的铜牌。
成立大会上，新任局长陈默（原联合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攥着誓词，声音洪亮：“我们不做‘行政命令的传声筒’，要做‘风险的守门员’——管好银行、管好证券、管好保险，让金融市场既活又稳！”
沈逸风站在台下，望着台上的新牌子，补充道：“监管不是‘卡脖子’，是‘搭框架’。”
“就像修马路，得先画好车道线，汽车才能跑得快、不出事。我们的监管，要给金融机构‘划跑道’，更要给老百姓‘守钱包’。”
监管局三楼的培训室里，气氛严肃又新鲜。
刚入职的监管员小吴捧着《现代银行监管实务》，皱着眉问身边的老监管员王师傅：“王哥，这上面的‘风险权重计算’‘资本充足率’，以前咱们都没学过啊？”
王师傅推了推老花镜，指着墙上的计算机：“以前咱们靠‘查账本、数传票’，现在得用数据说话。”
“你看这系统，能实时统计各银行的存贷比、不良率，哪里冒头了，系统自动报警——这就是现代化的监管。”
小吴凑过去，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眼睛亮了：“原来监管不是‘抓坏人’，是‘防患于未然’！”
傍晚，沈逸风走进监管局的大厅，望着墙上的“分业监管流程图”。
陈默拿着一份《证券市场监管细则》走进来：“沈行长，证券公司的监管办法拟好了，您看看——注册制、信息披露、风险准备金，这些都是从国外学的，但结合了咱们的国情。”
沈逸风翻着细则，指尖停在“信息披露”那页：“对，要让投资者看得懂、敢投资。”
“监管的终极目标，是让金融市场‘透明’——透明了，风险就藏不住；透明了，信心才来得快。”
离开监管局时，夕阳把铜牌染成金色。
沈逸风知道，这只是开始——下个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股票市场的监管更复杂。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监管现代化，不是买几台电脑、定几条规则，是培养‘懂市场、懂风险’的监管者，是建立‘能预警、能处置’的制度。这一步，比成立机构更难。”
风里传来交易所的筹备声，沈逸风加快了脚步。
他知道，金融的江湖越来越大，监管的“篱笆”得越扎越牢——不是为了挡住风，是为了让里面的树，长得更直、更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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