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府官衙内，钱穆召集了北路筑前、筑后、丰前三国的豪族代表。这些家族多年来通过博多港与浙西商人往来密切，利益交织较深，相对而言更值得初步信赖。
钱穆端坐主位，语气威严而不失缓和：“诸位皆乃明事理之人。浙西王师此来，乃为惩戒倭国朝廷不臣，廓清海路，非为屠戮百姓。今九州已定，需赖诸位贤达共维地方。”
他宣布了核心政策：
将原有的筑前、筑后、丰前三个较大的“国”行政区划，根据豪族势力范围和地理情况，拆分为五个较小的“县”。此 举意在分化原有地方势力，避免出现难以驾驭的强藩。
每个县选择最早归顺、表现最合作的当地豪族族长担任“县令”，负责民政、税收和治安。县内的主要职能官职，如县尉（掌治安）、县丞（掌文书仓廪）等，也优先从这些家族或其附庸中选拔。这给了地方实力派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极大地安抚了人心。
钱穆同时下令，从投降的倭军俘虏中，挑选出身家相对清白、体格健壮、且对原京都朝廷并无太多忠诚可言的士兵，特别是来自北九州三国的士兵。同时，也要求各新任县令推荐本族及附属的郎党（武士）、足轻（步兵）。以此为基础，组建一支约两万人的“东州兵”。
将缴获的数千柄精良倭刀、铁枪头以及部分库存的浙西淘汰下来的旧式皮甲、弓弩，被发放给东州兵。他们熟悉的竹甲、竹枪则被勒令淘汰或仅作训练之用。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相比原倭国常备军已有显着提升。
指挥：中高级指挥官由浙西军官担任，低级军官则从表现优异的原倭军武士或豪族郎党中提拔。钱穆任命偏将钱栩总领东州兵训练与作战事宜，确保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浙西手中。
这支“东州兵”的本质是仆从军，其主要任务并非正面攻坚，而是负责维持占领区秩序、清剿小股溃兵匪患、以及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作为辅助部队或先锋。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数万俘虏的安置难题，另一方面巧妙地将本地武装力量纳入浙西体系，实现了“以夷制夷”的短期目标，极大缓解了浙西主力野战军的守备压力。
在推行政治怀柔的同时，钱穆深知一个强大的军事据点是长久统治的保障。他选定了地理位置优越、港湾条件良好的博多湾沿岸，规划修筑一座宏大的城池。
“此城，将命名为‘东州城’！”钱穆指着规划图，对众将和豪族宣布，“城周二十里，墙高池深，内置衙署、军营、仓廪、市坊，可屯重兵，可积粮谷，将成为我浙西经略东瀛永不沉没的巨舰！”
在这个时代日本连平安京的宫城规模都远逊于中原大城的背景下，规划周长二十里的东州城，无疑是令人震撼的巨构。它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浙西人不是来劫掠的，他们是来扎根的。
修筑工程立即启动。数以万计的俘虏和征发来的当地民夫，在浙西工兵和工匠的指挥下，开山取石，烧制砖瓦，挖掘壕沟。巨大的工地日夜喧嚣，一座宏伟城池的雏形开始在博多湾畔显现。
随着统治策略的明晰和东州城的开建，钱穆对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并向钱镠报备。
钱穆奏请钱镠，正式设立“东州镇守府”，作为浙西在日本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镇守府治所暂设太宰府，待东州城建成后即行迁入。
钱镠接到捷报和钱穆的奏请后，大为欣慰，深知东州之地关乎未来海疆安全与贸易利益，必须由绝对可靠之人镇守。他任命了早期随自己贩盐起家、忠心耿耿且具备一定理政能力的老部下钱雄为首任东州镇守使，总揽九州一切军政要务。钱雄的资历和忠诚，足以确保东州之地不会脱离钱氏掌控。
水师统帅钱固在耽罗岛驻守多年，保障后勤航线，此次决战又立下大功，被调回即将成立的东州镇守府，担任核心武职“武勇右军副指挥使”，并赏赐了大量金银财帛，以示荣宠。其水师指挥权由副将暂代，继续负责海域封锁与巡逻。
内部布局初定，钱穆命令王彦章、汪武等将领，率领浙西军精锐前锋五千，并配属新编东州兵一万人，沿海岸线快速向东北方向推进。
九州岛残余的抵抗力量在如此兵锋面前土崩瓦解。浙西联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推进至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咽喉要道——关门海峡南岸。
旌旗招展，战舰游弋。浙西军的兵锋隔海直指本州岛的山阳道。对岸的倭国守军惊恐万状，烽火昼夜不息。
消息传至平安京（京都），日本朝野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四万大军覆没、九州沦陷、敌军已打到家门口……这一切如同噩梦般击碎了公卿贵族们的太平幻象。原本还有叫嚣“御驾亲征”、“举国玉碎”的强硬派，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彻底失声。求和、妥协、哪怕暂时称臣纳贡，以换取喘息之机的论调，迅速成为朝廷的主流意见。
掌握实权的太政大臣藤原基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军事上的惨败让他威望大跌，若不能妥善处理此次危机，其权位乃至藤原氏的荣华都可能不保。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为了保住现有的权力，藤原基经不得不忍辱负重，同意了与浙西进行谈判的提议。他一面派遣使者前往九州试探浙西方面的条件，一面在朝廷内全力压制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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