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二院内科医生办公室的打印机,总在深夜里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那是台用了五年的旧机器,墨粉盒换过无数次,打印时总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像老人磨牙,尤其到了后半夜,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飘着,听得人心里发毛。
我是内科夜班医生林默,值了四年夜班,见过病人突发心衰时的慌乱,听过家属崩溃的哭声,却唯独忘不了那个凌晨三点——打印机自己启动,吐出一张已故患者的处方单,上面的字迹,和半年前去世的张主任一模一样。
那是深秋的一个雨夜,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雨点砸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像谁在外面哭。我刚处理完12床大爷的低血糖,回到医生办公室写病程记录,桌上的台灯亮着昏黄的光,把打印机的影子拉得老长,贴在墙上,像个蹲在那里的人。
“终于能歇会儿了。”我揉了揉发酸的肩膀,端起桌上的冷咖啡喝了一口,刚想打开电脑,就听到身后传来“咔哒”一声——是打印机启动的声音。我愣了一下,转头看过去,打印机的电源灯亮着,滚筒开始转动,“吱呀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
“奇怪,我没点打印啊。”我嘀咕着走过去,以为是同事白天没关程序,可凑近一看,电脑屏幕是黑的,处于休眠状态,根本没人操作。就在这时,打印机“唰”地吐出一张纸,白色的处方单,边缘还带着滚筒碾压的褶皱,飘落在托盘里。
我弯腰捡起来,借着台灯的光一看,心脏猛地一缩——处方单上的患者姓名栏,写着“赵桂兰”三个字,下面的年龄、性别、诊断结果,都和半年前去世的那个老太太一模一样。赵桂兰是肺癌晚期,当时是张主任的病人,住院三个月,最后还是没保住,走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和现在的时间分毫不差。
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处方单上的字迹——那是张主任的字,笔锋凌厉,“盐酸吗啡缓释片”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连最后签名的“张建国”三个字,都和他生前的签名分毫不差。可张主任,早在赵桂兰去世后一个月,就因为心梗走了,葬礼我还去了,怎么可能会开这张处方单?
“谁恶作剧?”我攥着处方单,手开始发颤。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门是锁着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除了我,没人能进来操作打印机。
我走到打印机旁,检查了一下墨粉盒和纸仓,墨粉是下午刚换的,纸仓里的A4纸整整齐齐,没有任何异常。
可就在我转身想回座位时,打印机又“咔哒”响了一声,滚筒再次转动,又吐出一张处方单——还是赵桂兰的名字,还是张主任的字迹,连药品和剂量都一模一样。
我吓得后退一步,撞到了身后的办公桌,桌上的咖啡杯“哐当”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咖啡洒在地上,和处方单上的字迹重叠,看起来像一滩深色的血。我盯着那两张处方单,脑子里乱糟糟的,半年前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赵桂兰住院的时候,疼得厉害,每天都要靠吗啡缓解。张主任对她格外上心,每次查房都会蹲在床边,问她疼不疼,要不要加剂量。
赵桂兰总说:“张医生,别给我加了,省着点给别人用。”张主任每次都笑着说:“您放心,有我在,不会让您疼的。”可到了后期,赵桂兰的疼越来越严重,吗啡的剂量加了一次又一次,还是止不住。她走的那天凌晨,还拉着张主任的手说:“张医生,我不疼了,就是有点冷。”
张主任是在赵桂兰走后一个月心梗的,那天也是夜班,他刚写完一份病程记录,就突然倒在办公桌前,手里还攥着笔,桌上放着的,正是赵桂兰的病历。当时大家都说,张主任是太自责了,觉得没留住赵桂兰,才累垮了身体。可现在,这两张处方单,又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再待在办公室,抓起处方单,就往护士站跑。夜班护士小吴正在写护理记录,看到我慌慌张张的样子,吓了一跳:“林医生,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你看这个!”我把处方单递过去,声音发颤,“打印机自己打的,赵桂兰的处方单,张主任的字迹!”
小吴接过处方单,脸色瞬间变了,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赵桂兰?半年前去世的那个老太太?张主任……张主任不是也走了吗?怎么会……”
“我不知道!”我抓着头发,心里又怕又乱,“打印机自己启动的,我没碰它,电脑都是关着的!已经打了两张了,一模一样的!”
小吴的嘴唇哆嗦着,眼神里满是恐惧:“林医生,你还记得吗?张主任走之前,还在给赵桂兰调整吗啡的剂量,他说赵桂兰疼得厉害,想给她加量,可还没来得及开处方,就心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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