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城的夏日常有穿堂风，卷着槐花香钻进齐桓公的书房。窗棂外的石榴树结了青果子，坠得枝桠弯弯的，像被谁拽着往下沉。齐桓公盘腿坐在竹席上，案头堆着半尺高的竹简，最上面那卷《尚书》被他翻得卷了边，墨迹在阳光下泛着陈旧的光。
“唉——”他又叹气，指尖划过“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他读了三天，越读越糊涂。啥叫“中”？是对人温和点，还是办事狠点？就像厨子调羹，盐多了发苦，少了没味，可那“刚好”的分寸，书上咋就说不明白？
堂下突然传来“笃笃笃”的响，凿子敲在榆木上，脆生生的，像春雀啄米。齐桓公探头往下看，见个穿粗麻短打的汉子蹲在槐树下，正跟块木头较劲。那汉子背有点驼，鬓角白了大半，手里的凿子却灵活得很，手腕一转，木屑就簌簌往下掉，像撒了把碎雪。
是轮扁。这木匠在宫里做了三十年轮子，从齐桓公还是公子小白时就在。他做的车轮，走在石板路上“咕噜”响，稳当得能载着陶罐跑十里不洒半滴；要是走泥路，轮辐像长了脚，陷进去半截也能拽出来。宫里人都说，轮扁的凿子有灵性，木头在他手里会说话。
此刻轮扁正削一根榆木轮轴，那木头是前儿从泰山脚下运来的，据说长了五十年，木纹直得像尺量过。他左手扶着木坯，右手握凿，眼睛半眯着，像在听木头喘气。凿子尖刚碰到木茬，“咔”一声，就剔下片薄如蝉翼的木花，飘悠悠落在他脚边的草席上。
“大人读的书，就这么难懂？”轮扁忽然开口，声音混着凿子声，像石子投进水里，“听您叹的气，比后院老黄牛还沉。”
齐桓公把竹简往案上一推，笑道：“你个做轮子的，懂什么？这是三皇五帝传下来的治国道理，字字珠玑。”
轮扁直起腰，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汗珠子滚进脖子里，洇湿了粗布褂子。他捡起片卷曲的木屑，对着太阳照：“哦？那写这些字的圣人，现在在哪？”
“早埋进土里几百年了。”
“嗤——”轮扁突然笑出声，凿子往木头上一磕，溅起的木屑弹到他鼻尖，“照这么说，大人读的这些，不就是圣人的废话？”
“放肆！”齐桓公猛地拍案，案上的铜爵“哐当”撞在一起，酒洒了半盏。他瞪着堂下的木匠，胡须气得直抖，“你可知污蔑圣人典籍，按律当斩？”
轮扁却不急，慢悠悠捡起刚削好的轮辐，那轮辐一头粗一头细，弧度圆得像新月。他踩着台阶往上走两级，站在堂下仰头看齐桓公，手里的轮辐转了个圈：“大人息怒，我不是骂圣人。您看这轮辐——要嵌进轮圈，得一头削成‘榫头’，一头留着‘卯眼’。松了，车子走起来晃得像筛糠；紧了，硬塞进去，轮圈准裂。”
他把轮辐递上去，齐桓公没接，却盯着那榫头看。确实做得巧，榫头顶端微微收窄，像个小楔子，看着松垮，真往卯眼里一送，“咔”就卡牢了，晃都晃不动。
“这‘刚好’的分寸，”轮扁缩回手，用凿子尖在榫头上来回划，“我做了三十年轮子，闭着眼都能摸出来。可我教儿子时，嘴皮磨破了也说不清。我告诉他‘削到木纹第三道为止’，他削到第二道，松了；我喊‘再削半分’，他手一抖，削到第四道，又紧了。”
他蹲下身，从草席旁拖过个破木盆，里面堆着些废轮辐，有的榫头歪歪扭扭，有的被凿子凿穿了洞。“这是我儿子前儿做的，”轮扁拿起根裂了缝的，“他记着我的话‘往左偏半毫’，可那‘半毫’是啥感觉？是手腕子转的劲儿，是耳朵听木头‘咯吱’响的脆度，是手心捏凿子的汗湿程度——这些，我能写在竹简上给你看？”
齐桓公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案面。他想起自己学射箭时，师父说“拉弓要到肘与肩平”，可他总拉得太满，弓弦崩断了三根；后来师父又说“松半寸”，他松得太狠，箭连靶都够不着。直到某天清晨，他对着朝阳拉弓，忽然觉得胳膊、肩膀、手腕子像长在了一起，“嗖”一箭出去，正中靶心。那感觉，师父没说过，书上也没写过。
“圣人治国，”轮扁又拿起凿子，往榆木上凿了个浅坑，“就像我做轮子。他见着百姓饿了，减税；见着豪强横了，打压。可减多少税？打压到啥程度？那是看天时、看地力、看人心的分寸，是他站在田埂上看稻子长势的眼神，是他听百姓哭喊声的心跳——这些，能刻在竹简上？”
他直起腰，把凿子往木头上一插，木柄还在微微颤动：“写在书上的，不过是‘减税’‘打压’这俩字。就像我教儿子‘削半分’，可那‘半分’背后的千般滋味、万种感觉，早跟着圣人进了坟。大人捧着这些字当宝贝，不就像我儿子捧着‘削半分’三个字，却做不出合用的轮子？”
一阵风卷进书房，吹得竹简“哗啦啦”响。齐桓公看着案上的《尚书》，突然觉得那些字像庙里的泥菩萨，看着威严，却不会说话，更不会教他怎么拉弓、怎么调羹、怎么在“紧”与“松”之间找那个“刚好”。
“你这木匠，”齐桓公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点释然，“说话糙，倒比这些书实在。”
轮扁咧开嘴，露出豁了颗门牙的牙床：“我哪懂啥大道理？就是做轮子做久了，知道木头不骗人——你对它用错了劲，它就给你裂个缝看。”他转身往堂下走，凿子又敲起了“笃笃”声，“大人要是真闷得慌，不如来看看我做轮子？看三天，保准比读十卷书明白。”
那天下午，齐桓公没再翻竹简。他搬了张竹凳坐在堂下，看轮扁做轮子。看他摸木头时像摸孩子的头，看他听凿子声时眼睛发亮，看他把做好的轮子往轴上一套，“咕噜噜”推起来，轮子转得匀匀的，像跟着风的节奏走。
太阳落山时，轮扁的新轮子成了。他擦了擦汗，对桓公说：“您看这轮子，没刻一个字，可它跑起来，比书上所有‘车行平稳’都实在。”
后来，齐桓公常找轮扁聊天，有时在木工房，有时在田埂上。他不再死抠竹简上的字，而是带着大臣们去看百姓的粮仓，去摸耕牛的膘，去听市集上的吆喝。有人说君王不务正业，跟个木匠混；可齐国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百姓的笑声一年比一年响。
轮扁活到七十岁才歇手，他儿子最终也成了好木匠，只是做的轮子总带着点不一样的弧度——那是他自己摸出来的分寸。轮扁临终前，把那把用了三十年的凿子传给儿子，没说一句话。他儿子握着凿子，忽然懂了：有些东西，比字值钱；有些道理，得用手摸，用心品，用一辈子的日子去熬。
这故事后来被庄子写进书里，有人说轮扁胆大包天，敢骂圣人典籍是废话；有人说他通透，道破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理。可不管怎么说，那把敲在榆木上的凿子，总在提醒着：书本像地图，能指方向，却代替不了脚下的路；文字像菜谱，能说放多少盐，却熬不出掌勺人手心的温度。
就像老辈人常说的：“学手艺要看师傅的手，别只看他的嘴；过日子要摸自己的心，别只信别人的话。”那点藏在“分寸”里的智慧，从来不在竹简上跳舞，只在实实在在的日子里，等着肯弯腰去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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