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现在说，范仲淹这名字，怕是读过书的都熟。可谁能想到，这位后来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人物，小时候过得比邻家讨饭的还糙。
他打小就没了爹。两岁那年，当七品官的父亲撒手人寰，家里的天说塌就塌了。按那会儿的规矩，寡母该守着家底熬日子，可范仲淹的娘不是个寻常妇人。眼看家里米缸见了底，叔伯们的白眼翻得比锅盖还勤，她咬咬牙，做出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带着娃改嫁。
继父姓朱，是个本分商人。娘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朱说”，盼着他能在朱家安稳长大。可这安稳，说起来容易，过起来难。朱家虽不算大富大贵，吃穿总还不愁，可朱说总觉得自己像粒掉在人家饭碗里的沙子，硌得慌。别的孩子穿新鞋新袜，他脚上的布鞋总带着补丁；逢年过节分果子，他碗里的总比弟弟们少两颗。他不说，可心里跟明镜似的。
十来岁时，朱说被送到长山县的醴泉寺寄读。这寺在长白山里头，晨钟暮鼓听着清净，日子却苦得能淡出鸟来。寺里的和尚只管住，吃食得自己想办法。他就琢磨出个笨法子：每天傍黑，往锅里倒半瓢米，添满水，咕嘟咕嘟煮成一锅稀粥。第二天一早，粥冻成了硬块，他拿把小刀，“咔哧咔哧”切成四块，早晚各两块，就着坛子里腌的咸菜野菜，稀里呼噜往下咽。
那咸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无非是些老萝卜缨子、苦苣菜，捣得碎碎的，拌点醋和盐，酸得人龇牙咧嘴。就这，他也吃得香。寺里的老和尚见了，摇头叹气：“娃啊，跟师父说，是不是家里没给够钱？”他总咧着嘴笑：“师父，这粥有米香，菜有土味，挺好。”
这“划粥断齑”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三年。晨露还挂在松针上时，他就揣着两块冻粥钻进藏经阁；月亮升到树梢了，他才踩着露水回房。寺里的油灯熬得灯芯结了痂，他就用指甲刮掉再点；砚台里的墨冻成了块，他就哈着气用手焐化了再写。谁也没见他喊过苦，倒是常听见他在院子里背书，声音亮得能惊飞树梢的麻雀。
命运这东西，有时真跟开玩笑似的。别人挖空心思找钱，他却在玩闹里撞见了横财。
那天轮到他打扫禅房后的杂物间，墙角有个老鼠洞，大得能钻进只猫。他童心起了，找了根细竹竿往里捅，想把老鼠赶出来。没成想，竹竿捅到半截就卡住了，使劲一拽，“哗啦”一声，洞壁塌了块土，露出个黑黢黢的坛子口。
他心里咯噔一下，蹲下身扒开浮土，好家伙！整整一坛金银！元宝叠着元宝，银锭压着银锭，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再往旁边挖，又挖出两坛，加起来能把这杂物间堆满。
换作旁人，怕是早抱着坛子跑了。可朱说盯着那些金银看了半晌，忽然站起身，找来几块木板把坛子盖好，又一捧捧往回填土，把洞堵得严严实实，连个脚印都没留。做完这一切，他拍了拍手上的土，像没事人似的继续扫地，仿佛刚才看见的不是金银，是堆石头。
后来醴泉寺衰败，佛像都蒙了灰，他才托人给方丈带了句话：“禅房后有三坛财，可修庙宇，塑金身。”方丈派人去挖，果然分毫不差。这事传开后，有人骂他傻：“有这钱，还遭那罪吃冻粥？”他听了只笑笑：“不是自己挣的，揣着烧心。”
在朱家的日子，也不是总平静。朱家的几个兄弟，仗着家底厚实，花钱大手大脚，今天买只上好的毛笔，明天请人去酒楼吃酒。朱说看在眼里，忍不住劝：“兄弟们，爹挣钱不易，咱该把心思用在读书上。”
这话戳了马蜂窝。老三朱柏把手里的玉佩往桌上一拍，冷笑：“朱说，你算哪根葱？穿我朱家的衣，吃我朱家的饭，倒教训起我们来了？”老大朱松更直接：“你当自己是范家的少爷？别忘了，你现在姓朱！”
“姓朱”这两个字，像根烧红的针，猛地扎进他心里。他愣在原地，脸色煞白，耳朵里嗡嗡作响。夜里，他抱着枕头问娘：“娘，我真是朱家的孩子吗？”娘的眼泪“唰”地掉下来，捂着脸哭了半宿，才把他爹早逝、改嫁朱家的事说了个明白。
那晚，朱说一夜没睡。天蒙蒙亮时，他揣了把娘给的旧剑，跪在娘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娘，儿子不孝，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了。等我十年，不，五年！我定要恢复范姓，风风光光接您回家！”娘拉着他的手哭成泪人，他却挣开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朱家大门。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宁折不弯的扁担。
他一路向南，投奔了应天府的书院。这书院是公费的，读书不要钱，可吃喝住得自己管。他身上没几个钱，日子过得比在醴泉寺还紧巴。别人顿顿有肉有菜，他依旧是粥，只不过从冻粥换成了热粥，就着从家里带的咸菜，照样吃得狼吞虎咽。
有个姓王的同学，家里是做丝绸生意的，见他总吃这些，心里过意不去。一天中午，从家里带来个食盒，打开一看，油焖大虾、红烧肉、还有一碟酱鸭，香气能飘出半条街。“朱兄，尝尝我娘的手艺。”
朱说连连摆手：“王兄，好意心领了，我这肠胃，怕是消受不起这好东西。”王同学以为他客气，把食盒往他桌上一放：“拿着吧，放凉了就不好吃了。”说完扭头就走。
过了三天，王同学见食盒还在原地，掀开一看，肉菜都发了霉，绿乎乎的长了毛。他气坏了，找到朱说：“朱说！你这是不给我面子？”
朱说赶紧作揖：“王兄息怒，我不是故意的。”他指着自己的粥碗，“你看，我吃这稀粥咸菜惯了，舌头都认这味儿了。要是尝了你的肉，往后再喝这粥，怕是咽不下去了。读书要紧，嘴可不能刁。”王同学听了，愣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朱兄，你这股劲儿，我服。”
在应天府的五年，他活得像个上了弦的钟，从不停歇。天不亮就去教室，手里总攥着块冷馒头，一边啃一边背书；夜里同窗都睡熟了，他还在油灯下写文章，困得眼皮打架，就端盆凉水洗把脸，激灵一下又精神了。有人说他五年没“解衣就枕”，这话不假——他总穿着衣服趴在桌上睡，醒了揉揉眼继续读，生怕耽误了时辰。
有件事，在书院里传了好些年。那年，信道教的皇帝要去朝拜太清宫，队伍浩浩荡荡从应天府过。这可是见真龙天子的好机会，别说老百姓，连书院的先生都带着学生去街边等着看热闹。锣鼓声、马蹄声从远处传来时，整个城都沸腾了。
唯独朱说，还坐在教室里看书。有个同学气喘吁吁跑回来：“朱兄！快！皇帝的仪仗到街口了！金瓜钺斧朝天镫，亮得晃眼！”他头也没抬：“急什么？等我把这篇策论看完，将来有得是机会见。”
同学急得直跺脚：“那是皇帝！这辈子可能就见这一回！”他合上书，笑了：“若我读好了书，将来为朝廷做事，御前议事、面陈得失，不是常有的事？现在跑去看一眼，除了凑个热闹，有什么用？”
这话传到先生耳朵里，先生捻着胡须点头：“这孩子，心里装着大天地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科举放榜，“朱说”的名字赫然在列，虽不是头名，却也中了进士，能当上官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到身边，租了个带小院的房子，院里种上母亲爱吃的青菜，窗台上摆着她爱养的茉莉。娘看着他穿官服的样子，抹着眼泪笑：“我儿出息了，范家有后了。”
他没忘了自己的誓言。做官第三年，他向朝廷上书，请求恢复范姓。按规矩，改姓容易，改回去难，尤其他还是朱家养大的。可他态度坚决，还特意找到苏州的范家宗族，当着族长的面保证：“我范说（他此时已改名范说）认祖归宗，绝不分范家一分家产，只求对得起列祖列宗。”
朝廷感其孝心，特许了。那天，他换上范家的族服，去祠堂祭拜，跪在父亲的牌位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爹，儿子回来了。”从“朱说”到“范仲淹”，他用了五年，兑现了对母亲、对自己的承诺。
后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他官越做越大，修水利、办书院、戍边疆，一辈子忙忙碌碌，却总把“先忧后乐”挂在嘴边。有人问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饭是什么？他总说：“是醴泉寺的冻粥，就着酸咸菜，那滋味，这辈子忘不了。”
可不是嘛，少年时吃过的苦，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看似不起眼，可只要肯用心浇灌，终究能长出参天大树。范仲淹的青云志，不就是从那碗冻粥里，一点点熬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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