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模俭
1946年上半年，我正在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三年级下期读书。由于抗战胜利，当时教育部决定将学校移交省办，流亡师生愿回原籍的可返回原籍安排；不愿回原籍的仍可留在省中。师生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各自都在考虑今后的去向，课余饭后无不谈论这事。正是此时，内战开始，学校当局趁机大肆贪污克扣学生的各项经费，如生活费、洗理费、医疗费等等。师生们私下议论纷纷，激起极大的反感。
有一天上午，我们班的历史老师因病请假，同学们要温习功课，可是部主任却来到教室门口硬要我们去挖操场。我们不予理采，他恼羞成怒，走进教室将坐在前排一个矮小、身体瘦弱、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用力拉倒在地。同学们为之愤怒（我班29个同学，三分之二是流亡学生）。随后只听得有一位同学大声叫喊：“同学们！老师打人，我们也打。”紧接着，在“打、打、打”的一阵吼声中，这位部主任被吓跑了。不多时，他又来到教室门口，手里拿着一支手枪，气势凶凶地说：“要打，来呀！不要脑装的就来！”大家吓得不敢吭声。他乱骂一通后走了。教室里异常平静，突然有一位同学走上讲台，讲了学校当局在政治上如何凶恶残酷地迫害学生，在生活上如何贪婪无厌地克扣学生。特别是讲到很多来自沦陷区的同学，他们的家乡遭到日寇的蹂躏，有的同学的父母兄妹死于日寇的万恶屠刀之下，现在已是无家可归了，流亡到此希望能有一个平稳的生活环境，能安心求学，殊不知在日寇投降了的今天，还会受到如此压迫，甚至危及生命。难道我们就甘心受辱吗？……一席话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一个个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讲得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最后大家同意由刘世正同学起草将同学的苦诉整理成质问书，要求学校当局三天之内予以答复。否则，将公诸于众。遗憾的是在质问书的落款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有的主张用班学生自治会落款（当时我是班学生自治会主席），而有的则主张个人一起签名，致使质问书迟迟不能发出去。为争取部分反对我们的同学和激发实验部全体同学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决定成立“正义周刊社”，由刘世正任社长，甘秀银任副社长，我是其中的委员之一。由于经费困难，开始以墙报出现，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体裁，名义上是文学艺术的探讨，实质上含沙射影地揭露学校当局的罪恶行径。我们到处募捐筹集资金，后来由墙报发展到石印小报散发全校以扩大影响。有一次，我们送了一张给钟宏校长。不料在第二天中饭前，学校布告栏里出现了一张布告，文曰：“查‘正义周刊社’系非法组织，应予取缔，其刊物内容旨在诽谤学校，制造动乱，应予勒令停刊……”。紧接着部主任集合全体学生训话，非常严厉地指责我们，并宣布为首者要立即“自首”。在这紧急关头，一天晚上，在我的寝室——“正义周刊社”社址，召开秘密会议，不点灯，不打电筒，不互喊姓名。大家一致认为情况紧急，可就是拿不出具体办法来。正在束手无策时，我们的数学老师钱成之发言了：“同学们，七十二策走为上！”我为之惊愕，钱老师从未来过我们社里，为什么今晚来到这里？……不敢问，大家只异口同声的问：“往哪走？”“往下走！”钱老师直截了当地回答。天快亮了，钱老师和我们一道匆匆地冒着大雨朝湖南方向走了。就这样，我离开了三中实验部。
熊谟俭，男，贵州江口人。1943年入学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第四班，1946年转入贵州省立铜仁中学。退休前任江口县教师进修学校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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