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乐
国立三中是抚育我成长的母校，是我生命长河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流程。提起母校桩桩往事，不禁脑海翻腾。于是我支撑着病残的身躯，草就这篇回忆，以略表我对母校的怀念之情。
我是1941年考入国立三中初中部的。能够考上这所人才辈出、声誉很高的国立中学，亲友们无不为我高兴。到三中就读，虽然有公费优待，供给食宿，但每学期少不了还要些零用费。当时农村经济凋蔽，农民度日维艰，加之我家境贫寒，母亲就很担心，怕承受不起这笔开支，因而进行多次劝阻，不让我升学。后经亲友们多方劝说，我又执意恳求，母亲方勉强应允。
国立三中的初中部和实验部，当时是设在江口，合称“江口分校”，初中部设在禹王宫。禹王宫是一座三庭两院的庙宇，前面两庭是教室和教务处办公室，后面一庭做饭厅。禹王宫对面的一座破庙，就是我们的宿舍。由于教室是用旧庙改造而成，所以显得极为狭窄阴暗，光线和空气都很不充足。
我们入校期间，正是抗日战争中期，各项物资紧缺，“米珠薪桂”。艰苦的生活，成了我们至今仍不能忘怀的深刻记忆。那时学校实行一日三餐制。早餐吃的是稀饭，由于大米供应不足，就用大米掺杂大量的红苕混在一起，熬成糊糊浆浆后舀入几个大桶抬进饭厅，这就成了我们的早餐。尽管每顿都是这种猪食似的糊涂浆，也还满足不了学生的食量。所以，每到开饭时间，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抢着舀喝。刚出锅的稀饭很烫口，为争得多喝，开始时，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新生，舀得稀饭后，就急忙用筷子使劲在饭里搅，一边用嘴不停地帮着吹，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稀饭很快冷却。尽管费了不少劲，结果还是自己的第一碗稀饭还没喝得一半，饭桶的稀饭就被舀光了。后来发现我们班上一位姓潘的同学，喝稀饭的速度特别快，于是就有人去向他请教。他指点说：稀饭舀起后不要搅拌，只要顺着碗口边沿转着圈喝就可以了。他的经验果然不错，一碗很烫的稀饭咕噜咕噜转几圈就喝完了。在那些日子，怎样才能喝饱稀饭，竟也成了我们学生生活的一件大事。还得花费心机去为此寻求窍门。
学校的中晚餐吃的是干米饭，但全是用既粗糙又生霉的变质米煮成的，这种米是用木制的擂子擂出来的、仅去了谷壳的糙米，因主要是供应军队食用，所以一般称为“军米”。江口不通公路，擂出来的许多军米运不出去，积压成了“死角粮”。因存放时间久了，就变质生霉，于是便就近拨给我们学校食用。也有的说，是仓库管理人员贪污了粮食，为弥补所贪污的数量，便把冷水浇进米里，致使大米发生霉变。不论是那种原因，如果在今天用这种米供人食用，就是犯罪。可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条件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用这种霉变米煮成的饭，有一股浓烈的煤油味，一端起饭碗，便异味扑鼻，使人顿感恶心头闷。尽管如此，可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口味和饭量俱佳的青年人来说，最首要的是如何填饱肚子。饥不择食，每到开饭时，谁也顾不得味道好坏，就只顾狼吞虎咽地抢着吃。虽是这样的饭，但要想吃饱，同样也得玩点小心眼，想些小办法。摸索的结果，得出一条有效的经验，就是：第一碗饭不要舀得太满，抓紧吃完后，再狠狠地装满第二碗。否则你第一碗还没吃完，有时刮空桶的声音就响了，你就只好怀着不饱不饿的肚子，悻悻走出饭厅。
1941年冬，学期结束，寒假期中，江口分校迁回铜仁。地址是火神庙，是为实验初中部。迁址以后，学生食堂承包给一位姓王的老板，不再吃霉米饭了，对这一改进，大家都很高兴。可油水依然严重不足，菜量过少，不够下饭。只有那几盆飘着点油花的洗锅汤供人受用，抢饭抢菜的现象照旧避免不了。也许是铜仁盛产芹菜，市价低廉缘故，食堂几乎每顿都用它为主菜。有时或掺点豆腐干。我因连续吃了两年多的芹菜，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见芹菜就害怕，心里很不舒服。至今有时家里想买芹菜，我就反对，有人问：“芹菜那么香，你为什么不吃？”可能是那时候吃败了味口。
因为油水不足，星期天，便去铜仁街上的“一品香”、“好公道”等面粉馆吃碗面条或米粉，适当补充些营养，这就算得阔气了。但是这种行为，若非是星期天或假日，一旦被老师发现，那就是违犯校规的行为，就要受到警告或记过处分。凡是被记上三次过的，就要被开除学籍。对于这种过分苛刻的管理和规定，学生们怨气满腹，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当时最苦和最可怜的是从凤凰教养院来的那一部分同学。他们是在逃亡中与家人失散后被收容入院的小孩，无依无靠，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吃和穿完全是靠学校那点有限的供给。因此，许多人严重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衣衫破烂。上馆子吃碗面，于他们更是望尘莫及的事。可是在学习上，他们仍然和其他同学一样刻苦用功，成绩并不逊色。他们那种茹苦含辛的的精神，及今思之，仍令人感动。
世界上常常总会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偶然事情发生。1942年秋开学后，因实验初中部新迁，没有操场，部领导和老师便组织学生自己动手，把火神庙背后的一块坡土辟为操场。一天下午，有一班在施工中，无意挖出一罐银子（其中多数为银元宝，也有些散银）。消息传出，同学们禁不住欢呼雀跃，有的高喊“挖得银子啦！”、有的则嚷着“挖得金子啦！”，整个实验初中部一时沸腾开来。部领导和老师怕以讹传讹，宣扬出去，招来匪盗抢劫，便一面组织清理挖得的银两，一面紧急集合向学生训话，告诫学生切不要瞎嚷“挖得金子”，并说如果我们真的挖得一罐金子的话，没有部队来守护，今天大家就睡不成了。后来学校把所挖得的这些银子兑换成钱，每星期抽出一部分来买肉，给学生加一次餐，改善一下生活。“吉人天相”，真是老天爷睁了眼，可怜我们这伙穷学生，给了这笔意外之财。
生活条件尽管是那样艰苦，可大家并不气馁。广大师生在“抗战建国，责任在吾躬，读书懋勉，报国精忠”的爱国精神激励下，仍然显得英姿焕发，充满勃勃生机。每天黎明前，当山城还在浓雾里沉睡的时候，三中操场上激昂的歌声和整齐雄壮的操练声，已震动着锦江河岸，“舞趁鸡声气若虹”正是三中师生们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在三中就读的同学们，个个珍惜得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刻苦用功。对于教学，学校也抓得很紧，老师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给学生授课解疑。有些老师除按课本授课外，为弥补课本之不足，使学生扩大知识领域，还自编讲义加以充实。那时候，打字、油印极为不便，纸张又很短缺，老师编好的讲义没有条件打印，只好在课堂上把所编的讲义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学生则急忙照抄，往往一抄就是一个课时，抄得头晕脑胀。抄讲义要赶时间，就不能用毛笔，而那时较好的一支钢笔，至少得花百多斤大米的钱方可买到。因此，绝大多数同学用的都是蘸水笔。由于蘸水笔经常脱销，不知是那个同学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竹片削成蘸水笔尖，插在废毛笔杆上使用。有的同学就仿着制作，于是竹制的蘸水笔尖很快普及开来。这种蘸水笔尖，只需一块小竹片，用小刀几分钟就可削成，不花钱，又适用。这一“发明”真是“费省效宏”，解决了我们的买笔难问题。1988年50周年校庆期间，几位老校友聚会交谈时，忆及当年这些往事，其中有位校友说：“我们得到这点知识，是从那夹磨中压出的。”此话形象地道出了当年求学之不易。
岁月悠悠，似水流年。我们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撰忆当年的艰辛，旨在企望后来的校友珍惜今日的幸福，勤奋上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光辉的贡献，让他年史页更多更好地描写黔东。
田家乐，男，贵山松桃人。1940年国立三中初中第三班毕业。曾任贵州民族研究所所长，1983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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