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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江州市还在沉睡。
丁凡站在审理室巨大的落地窗前，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幽灵。窗外的城市是一片由墨蓝和暗紫调和而成的画布，只有零星的路灯和建筑轮廓灯，在无边的夜色里勾勒出它沉默的骨架。
他一夜未眠。
办公室里那堆小山似的卷宗，像一只蛰伏的巨兽，静静地趴在黑暗中。他知道，那里面没有猛兽，只有一个被吞噬的灵魂，和一张由权力编织的、通往地狱的地图。
身后，咖啡机发出最后一声疲惫的嘶鸣，将一小杯浓稠如墨的液体注入玻璃壶。丁凡转过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没有加糖和奶。滚烫的、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像一道鞭笞，强行驱散着身体的疲惫，让精神重新变得锐利起来。
他昨晚的决定，在咖啡因的刺激下，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愈发清晰和坚定。
挑战钱振国，无异于在悬崖上走钢丝，底下是万丈深渊。他手里有系统的“王炸”，但这副牌不能直接甩在桌上。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官方的牌手，一个能将这副牌以最正当、最无可辩驳的方式打出去的人。
周立国。
这个名字在他脑海中盘旋。那位以铁面无私、极度讲究程序正义闻名的“老顽固”。
丁凡靠在冰冷的窗玻璃上，脑海里飞速地进行着一场沙盘推演。
他不能直接告诉周立国真相。那不仅是暴露自己，更是对这位老纪检的侮辱。一个坚守了三十年程序正义的人，你告诉他你有一种可以绕过所有程序直接看到真相的神力？他不会把你当成战友，只会把你当成比钱振国更危险的、破坏规则的异类。
必须用他的方式，说他的语言，敲开他的门。
丁凡的计划很简单，也极度困难：他要在这堆看似天衣无缝的卷宗里，找到一个周立国无法忽视的、纯粹的程序瑕疵。然后，以一个晚辈、一个下属的身份，拿着这个瑕疵，去“请教”。
这不是摊牌，是递上一份投名状。
他要让周立国看到，自己不仅有掀桌子的勇气，更有在规则内把棋下到极致的耐心和能力。他要让这位孤独的守望者相信，自己不是一个鲁莽的闯入者，而是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同类。
天，渐渐亮了。鱼肚白的微光，从地平线上一点点渗透出来，将城市的轮廓染上了一层铅灰色。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打扫卫生的阿姨提着水桶走进来，看到丁凡时吓了一跳：“哎哟，丁书记，您……您怎么在这儿睡了一宿？”
丁凡已经升任副书记，但审理室的人还是习惯叫他“丁主任”，只有这些不怎么接触具体工作的人，才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丁书记”。
“有点材料急着看，没事。”丁凡笑了笑，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
上午八点半，审理室的人陆续到了。办公室里恢复了人气，键盘的敲击声、打印机的嗡嗡声、低声交谈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丁凡像往常一样处理着手头的公务，但他的余光，始终锁定在斜对面那间紧闭的、属于周立国的主任办公室。
九点整，周立国准时出现。他还是那身半旧的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用了多年的黑色公文包，步伐沉稳，表情一如既往地严肃。
他没有直接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径直走到了一个年轻同事的工位旁。
“小王，昨天让你改的那个结案报告，改好了吗？”
那个叫小王的年轻人立刻站起来，恭敬地递上一份文件：“主任，改好了，您过目。”
周立国接过报告，扶了扶老花镜，从第一行开始，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他的阅读速度很慢，手指在纸上缓缓移动，像一台精密的人肉扫描仪。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放轻了手上的动作。这已经是审理室的常态了，周主任的“晨间巡视”，比任何考勤打卡都更具威慑力。
“这里，”周立国的手指，点在了报告的第二页，“引用《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二条，你把‘或者’写成了‘和’。一字之差，法律定性就完全不同。拿回去，重改。”
小王脸色一白，额头见了汗，连声道歉，拿着报告灰溜溜地回了座位。
周围的人投来同情的目光，有人在背后悄悄撇嘴，觉得老头子又在吹毛求疵。
但丁凡的眼中，却闪过一丝了然的光。
他看到了。在周立国那近乎苛刻的严谨之下，是一种对文字、对规则、对程序的绝对敬畏。一个连“或者”与“和”都不能容忍的人，怎么可能对一份藏着惊天冤屈的“完美”卷宗无动于衷？
丁凡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接下来的两天，丁凡将自己彻底埋进了那堆故纸堆里。
他没有动用系统的回溯和检索功能。他必须模拟一个普通人，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去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这既是为了演给周立国看，也是一种自我修行。他需要真正沉浸到案子里，去感受那些被冰冷的法律术语掩盖的人性与罪恶。
他将所有卷宗按照时间线和部门重新分类：公安的侦查卷、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卷、法院的一审二审卷，每一部分都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办公室里，他成了最奇怪的风景。一个新晋的副书记，不去熟悉权力，不去交际应酬，反而像个刚入职的书记员一样，整天与发黄的故纸为伍。
起初，还有人好奇地过来问两句，丁凡只说是复核旧案，积累经验。时间一长，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只当这位年轻领导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翻阅的过程，枯燥得令人发指。
卷宗里充斥着大量的官样文章和法律术语，每一页都散发着陈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气味。丁凡感觉自己不是在办案，而是在进行一场考古发掘。
他看到了公安机关为了某次外地取证，写出的长达五页的经费申请报告，从汽油费、过路费，到住宿标准、伙食补助，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最后是三个不同级别的领导龙飞凤舞的签名。丁凡甚至觉得，这报告比取回来的那份证词还要严谨。
他也看到了检察官在提审李志强时，潦草的询问笔录。大量的问题都是诱导性的，而李志强的回答，则被简化成了“是”或“不是”，那些挣扎、辩解和愤怒，在笔录上被完全抹去，只剩下冰冷的、符合预设逻辑的文字。
最让丁凡心口发堵的，是卷宗附带的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李志强的妻子写来的探视申请，每一张都写得情真意切，字迹从一开始的工整秀丽，到后来的颤抖潦草，充满了绝望。而每一张申请书的背面，都盖着一个硕大而刺眼的红色印章——“驳回”。
丁凡拿起一张申请书，指尖能感觉到那被泪水浸泡过又干涸后留下的、微微起皱的纸张质感。他仿佛能看到那个无助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得到的却永远是冷漠的拒绝。
他将那张申请书轻轻放回信封，胸中翻涌的情绪，最终都化为一股冰冷的怒火，注入到他翻阅卷宗的指尖。
他必须赢。不仅为了李志强，也为了这个被权力碾碎的家庭。
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凡的审查范围在不断缩小。他像一个最耐心的猎人，在广袤的丛林里，根据最细微的痕迹，一步步锁定猎物的巢穴。
他排除了法院的卷宗，因为审判阶段的程序相对公开，很难留下致命的漏洞。他也基本排除了检察院的卷宗，因为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整个证据链已经被公安机关“打磨”得相当光滑了。
问题，一定出在源头。
出在李志强被抓捕后，那最混乱、最关键的72小时之内。
那是整个案件定性的黄金时期，也是程序上最容易出现疏漏的地方。在那个阶段，办案人员急于拿到口供，固定证据，往往会为了效率而牺牲掉某些看似不重要的程序。
丁凡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公安机关的侦查副卷上。尤其是最初的几次讯问笔录、拘留证的签发流程、以及物证的扣押清单。
他像一个玩“大家来找茬”游戏的孩子，将不同时间、不同人员形成的文书，并排摆在桌上，逐字逐句地对比。
时间、地点、讯问人、记录人、在场见证人、李志强的签字……每一个细节，他都反复审视。
周五下午，临近下班。办公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丁凡还在台灯下奋战。他的双眼布满血丝，下巴上也冒出了青色的胡茬。
两天两夜，他几乎翻遍了所有的侦查卷，却还是一无所获。那张网织得太密了，密到让他这个拥有上帝视角的人，都感到一阵无力。
难道，真的没有破绽吗？
丁凡烦躁地抓了抓头发，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他强迫自己放空大脑，不再去想那些文字。
忽然，系统回溯时的一个画面，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混沌的思绪。
是于海的办公室。
那个深夜，于海在接到“刘处长”的电话后，如释重负。他收到了公安那边传真过来的“证人证言”，然后开始奋笔疾书，炮制那份虚假的鉴定报告。
传真！
丁凡的眼睛猛地睁开！
一个被他忽略了的细节浮现在眼前。按照规定，案件的关键证据，尤其是涉及核心事实的证人证言，必须是原件入卷。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使用复印件或传真件，但必须在卷宗内注明原件的去向和无法提供原件的理由。
他迅速从那堆已经筛选过的废卷里，翻出了那份所谓李志强公司“首席技术官”和“财务总监”的证词。那两份证词，是坐实李志强“概念性欺诈”的关键。
丁凡将那两页纸拿到灯下，仔细地观察着。纸张的质感略显粗糙，字迹的边缘有些微的模糊和晕染，这是典型的、老式热敏传真机打印出来的效果！
他立刻翻遍了整个卷宗的目录和说明，没有任何地方标注这两份关键证词是传真件，更没有说明原件的下落！
这是一个程序上的重大瑕疵！
虽然对方完全可以用“工作失误”或者“原件后补遗失”来搪塞，但对于周立国这样的人来说，这就如同一件国宝瓷器上，出现了一道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现代工艺才能造成的裂痕！
丁凡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他找到了。他终于找到了那把可以插进巨石缝隙的、最锋利的楔子。
他拿着那两页纸，手心因为激动而微微出汗。他抬起头，目光投向斜对面那扇紧闭的办公室大门。
他知道，敲门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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