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种子一旦落入适宜的土壤,便会在悄无声息中生根发芽。博济医学院历经风雨飘摇,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和煦的春天。院内古柏萌发新绿,而学院自身,也如同经历了一场春雨的洗礼,展现出润物无声的生机。
学院编纂的《家庭卫生常识》画册,以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竟在坊间不胫而走。这画册巧妙地将“煮沸饮水”与“避其毒气”的古训相连,将“清理污物”与“杜绝疫气”的智慧结合,既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现代卫生方法,又赋予了它们传统文化认可的正当性。城里的茶馆、酒肆,甚至寻常人家的炕头,都能见到这画册的身影。市民们争相传阅、讨论,这种融合中西的防病理念,因其贴近生活、道理分明而深受欢迎。“博济医学院”这个名字,也因此从高高在上的医学殿堂,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声誉在民间悄然提升,不再是那个只知抱着老古董、与时代脱节的旧形象。
真正的转机,源于一位姓钱的布商。钱老板患慢性腹泻兼脾胃虚弱之症已有数年,时好时坏,痛苦不堪。他曾求助于西洋诊所,服用过几种药片,当时确能止泻,但停药后不久便复发,且感觉身体愈发虚乏。经人介绍,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博济医学院。
接诊的恰是由一位老教习与一位研究所年轻弟子组成的医队。老教习仔细望闻问切,辨其为脾肾阳虚,湿邪内困,本欲开具温补固涩之剂。那位年轻弟子却并未轻易下结论,他详细询问了钱老板以往用药情况,并建议为其进行简单的粪便显微检查。镜下,并未发现明显的痢疾杆菌等特定病原,但却观察到一些消化不良的迹象。
结合传统辨证与现代检查,医队调整了思路。他们没有单纯止泻,而是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案:以附子理中汤合参苓白术散加减,温补脾肾,化湿止泻,从根本上调理体质;同时,辅以研究所制备的、易于吸收的健脾药粉,并在饮食调理上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借鉴了西洋营养学的部分观念)。
治疗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但钱老板坚持了下来。令他惊喜的是,这次治疗虽不像西药片那样立刻止泻,但身体却感觉一天天好起来,乏力感减轻,食欲增加,腹泻也渐渐减少直至彻底正常,且停药后未见复发。
钱老板欣喜若狂,逢人便夸博济医术高明,不仅治标,更能除根。他成了博济医学院活的“广告”,引来了众多像他一样被慢性病、疑难杂症困扰,对单纯西医疗效不满或对其副作用心存顾虑的患者。博济诊堂前,重新变得门庭若市,只是这次,人们是带着更深的信任与期望而来。
学院内部,变革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一日,几位教习共同会诊一位患有复杂水肿病的乡绅。众人对病机辨证(脾肾阳虚,水湿泛滥)意见一致,但在用药剂量,尤其是附子等温阳利水药的用量上,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重用,以求速效;有的则担心患者年老体弱,恐不耐受。
一直沉默聆听的徐教习,忽然抬眼看向坐在末席的陆明轩,开口问道:“明轩,研究所之前对附子不同剂量下的药效与毒性,可有相关数据参考?”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连陆明轩自己也愣了一下,随即迅速反应过来,起身答道:“回徐老先生,确有初步观察。根据动物实验与部分病例记录,在此类体质患者身上,附子用量若超过某个限度,虽利水效果增强,但出现口唇麻木、心悸等不良反应的风险亦显着增加。这是具体的数据范围……”他流畅地报出了一串数字。
徐教习听完,微微颔首,并未评价数据本身,而是转向其他教习,沉稳地说:“既如此,我等便在此安全范围内,依据患者具体脉象、神色,斟酌用药,力求稳妥。诸位以为如何?”
这个细微的举动,看似平常,却蕴含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它意味着,徐教习这位保守派的旗帜,已经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将陆明轩代表的新知、数据,纳入了自己的决策参考体系。新旧理念之间,第一次出现了不是对抗,也不是妥协,而是基于共同目标(治愈病患)的真正融合。那堵横亘在两者之间的无形高墙,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悄然洞开了一扇门。
这种融合的氛围,逐渐弥漫到整个学院,催生了一种崭新的学风。讲经堂里,依旧书声琅琅,学子们刻苦钻研着《内经》、《伤寒》的微言大义;但课后,研究所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秘密基地”,更多的学子会主动前去,好奇地观察显微镜下的世界,询问数据统计的方法,甚至参与一些简单的药材分析工作。
他们不再非此即彼地割裂传统与现代,而是尝试着将两者联系起来。有人在阅读《本草纲目》时,会思考其中对药性的描述,能否用现代知识进行部分阐释;有人在记录病历时,会自觉地运用更规范的表格,尝试将抽象的“脉象滑数”与具体的体温、舌苔照片等结合起来。
一种“尊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本”的风气,如同春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在博济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悄然散发。古老的学院,在这场时代的风暴中,非但没有沉没,反而在痛苦的裂变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而坚韧的生机。前路依然漫长,但希望,已在这融融春意中,悄然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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