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上海，十里洋场弥漫着变革的气息。位于四马路的《申报》报馆内，总主编席子佩正为连日下跌的销量发愁。这时，编辑送来一篇题为《中医不灭，中国必亡》的来稿，作者署名“热血青年”。
“好！这样的文章必定引发热议！”席子佩眼前一亮，当即决定将其刊登在头版。
文章一出，顿时在上海滩掀起轩然大波。作者以激进的笔调将中医斥为“封建迷信的余毒”，称其“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甚至断言“欲强中国，必先废中医”。
这篇文章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不出三日，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在北京中西医研究会，沈墨轩拿着刚送来的《申报》，气愤地找到林怀仁：“老师，您看这篇文章，完全是对中医的污蔑！”
林怀仁仔细读完，神色凝重：“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场论战，迟早要来。”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各地报纸上充斥着关于中医存废的激烈争论。革命党人借机抨击中医为“封建残余”，而守旧派则痛斥西学为“蛮夷之术”。论战很快从医学领域蔓延到文化、政治层面，成为新旧思想交锋的焦点。
最让研究会众人忧心的是，一些原本支持中西医结合的开明士绅，在这场舆论风暴中开始动摇。
“林先生，”一位常来就诊的官员私下告诉林怀仁，“如今舆论汹汹，你们研究会处境微妙啊。”
哈里斯医生也感受到压力。英国公使亲自找他谈话，暗示他“不应过分亲近那些落后迷信的疗法”。
面对重重压力，林怀仁却异常平静。那日晚间，他将沈墨轩叫到书房，摊开纸墨：“墨轩，研墨。”
“老师要写什么？”
“是时候让世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医道了。”
烛光下，林怀仁挥毫泼墨，一篇《医道无分中西，唯效是求》的文章一气呵成。文中，他以浔江血吸虫病的防治为例，详细阐述了中西医各有所长的道理：
“西医精于形质，善察病原；中医长于气化，妙在辨证。譬如除园中之草，西医如连根拔起，中医如改良土壤。二者并用，方能根除后患...”
这篇文章在《京津泰晤士报》发表后，立即被多家报纸转载。其平实的语言、充分的例证，在激烈的论战中宛如一股清流。
然而，反对的声音依然强烈。一位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在《时务报》上发表长文，质疑道：“林先生所谓‘效’，如何验证？莫非还要靠‘神农尝百草’的原始方法？”
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在没有科学验证的情况下，中医的疗效确实难以让现代人信服。
这时，沈墨轩站了出来：“老师，是时候公布我们的研究成果了。”
在取得林怀仁和哈里斯同意后，沈墨轩在研究会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针灸镇痛科学验证会”。他不仅邀请了中外媒体，还特地请来英国《柳叶刀》杂志的远东通讯员怀特先生。
验证会当天，研究会院内人头攒动。沈墨轩首先展示了半年来针灸镇痛的研究数据：详细记录着病例选择、针刺方法、效果评价的图表挂满了墙壁。
“各位请看，”沈墨轩指着数据图表，“我们共观察了120例各种痛症患者，其中80%在针刺后疼痛明显缓解。更重要的是...”
他命助手推出一个奇怪的装置——这是他与哈里斯共同设计的“痛阈测量仪”。
“我们设计了这个仪器，可以客观测量人体对疼痛的耐受程度。”沈墨轩解释道，“实验证明，针刺后患者的痛阈明显提高。”
怀特先生好奇地问：“沈先生，您如何证明这不是心理作用？”
沈墨轩从容应答：“我们设置了对照组，进行假针刺。结果显示，真正针刺的效果显着优于假针刺。”
为了让记者们有直观感受，沈墨轩现场邀请一位患有偏头痛的记者上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为记者针刺合谷、太阳等穴。不过一刻钟，那位记者就惊喜地表示头痛大为缓解。
“不可思议！”《字林西报》的记者惊叹道，“我亲眼所见，这位于先生的痛苦确实减轻了。”
然而，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一台刚从德国运来的x光机。沈墨轩在一位胃痛患者身上演示：x光显示，针刺足三里穴后，患者的胃蠕动明显增强。
“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和胃止痛’！”沈墨轩指着x光片上的变化，“现在，我们不仅能看到效果，还能看到其作用的过程。”
怀特先生仔细查看所有实验记录和x光片，连连点头：“这些数据如果属实，确实很有说服力。”
次日，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这次验证会。《大公报》以“科学验证千年针灸之谜”为题，《申报》也不得不承认“中西医结合或有新机”。
而怀特先生发给《柳叶刀》的长篇报道，更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震动。三个月后，《柳叶刀》全文刊登了沈墨轩的论文《针刺镇痛的临床观察与机制探讨》，并配发编者按，称这是“东方医学对现代医学的重要启示”。
论文发表后，研究会陆续收到来自欧美多国的来信。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等都表示对针灸研究感兴趣，甚至有人邀请沈墨轩前往讲学。
然而，国内的论战并未因此平息。革命派报纸改变策略，开始攻击研究会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守旧堡垒”。
面对新的攻击，林怀仁在研究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
“有人问，我们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老夫答：我们只是医。医者，以救治生命为天职。中医西医，不过是达成这一目的的不同路径。何必非要争个你死我活？”
这番话通过报纸传遍全国，打动了许多有识之士。连最初激烈反对中医的维新派学者梁启超也撰文表示：“医学之进步，在于兼收并蓄，非在门户之争。”
媒体的战争渐渐平息，但研究会的工作却因此打开了新局面。有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他们的研究获得了更多支持。一位南洋华侨甚至专门捐资，为研究会购置了最新的实验设备。
晚秋的一个黄昏，林怀仁和沈墨轩漫步在研究会院内。满地黄叶，提醒着人们时光的流逝。
“墨轩，这场论战让我们明白，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林怀仁望着西天的晚霞，“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勇于接受检验，善于表达自己。”
沈墨轩点头：“老师说得是。经过这次风波，学生更加确信，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不过，这只是开始。”林怀仁语重心长地说，“要让中西医真正融合，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这时，助手送来新一期的《柳叶刀》。上面不仅刊登了沈墨轩的新论文，还专门介绍了《博济医典》的历史价值。
师徒二人相视而笑。他们知道，在这场媒体的战争中，真理终究占据了上风。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论战，中西医对话的平台已经搭建起来，医学融合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夜幕降临，研究会的灯光次第亮起。在那扇扇亮着的窗户后面，中西医师们依然在热烈讨论着、研究着。媒体的战争或许会平息，但医学探索的征程，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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