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如同一声惊雷，终于撕裂了清王朝最后一块看似完整的天空。消息如同燎原的野火，伴随着各种夸大其词、真伪难辨的传言，以惊人的速度烧向了北京城。
这座古老的帝都，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恐慌。
往日里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此刻充斥着仓皇奔逃的人群、横冲直撞的马车，以及趁乱打砸抢掠的地痞流氓。店铺纷纷上板关门，富户人家紧闭门户，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尘土和一种名为“革命”的、令人不安的狂热气息。八旗兵丁和匆匆调集的新军士兵在街头设卡盘查，神色紧张，与面露激愤或恐惧的市民形成对峙，冲突一触即发。
枪声，开始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零星响起，继而变得密集。那是起义的新军士兵、革命党人与守卫的清军发生了交火。很快，受伤的人出现了——有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的士兵，有被流弹击中、血流如注的平民，有在混乱踩踏中骨折骨裂的老弱妇孺……
哭喊声、呻吟声、求救声，与枪声、呼喊声、建筑物燃烧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将这座数百年的帝都变成了一个修罗场。
在这片混乱之中，位于相对僻静街区的“启明诊所”，那扇原本寻常的木门，却被一阵阵急促的拍打和凄厉的呼救声撞响。
“大夫！开门啊！救命！”
“里面有医生吗？我兄弟中枪了！”
“行行好，救救孩子吧！”
诊所内的学徒和护士吓得面色发白，惊慌地看向林怀仁。穆勒工程师也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扳手（他仍在负责维护x光机）。
林怀仁站在诊所大厅中央，听着门外如同来自地狱的呼号，又透过窗帘缝隙，看了一眼外面火光隐隐、混乱不堪的街道。他的脸色凝重如铁，胸膛剧烈起伏。他知道，打开这扇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引来乱兵，可能会被卷入冲突，诊所可能被毁，他们这些人也可能性命不保。
然而，门外那一声声濒死的呻吟，那一声声对“医生”的呼唤，像一根根无形的针，刺穿着他作为医者的良知。
他想起了太医院内那些为了政治立场、为了自身安危而争论不休的同僚；想起了慈禧太后临终前那道超越个人恩怨、关乎医学传承的口谕；更想起了自己学医之初，父亲教导的“医者父母心”，以及希波克拉底誓言中那句“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
在这一刻，什么帝党后党，什么维新守旧，什么大清革命……所有这些政治符号，在赤裸裸的生命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此微不足道！
“开门！”
林怀仁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
学徒愣了一下，随即用力搬开了顶门的木杠。诊所的大门刚一打开，混杂着血腥和硝烟气味的人群便涌了进来，瞬间挤满了原本整洁的候诊区。
“抬到处置室！轻一点！”
“阿福，准备消毒盐水、纱布、止血钳！”
“穆勒先生，请确保发电机能正常工作，可能需要拍片！”
“无关人等到外面等候，不要堵塞通道！”
林怀仁如同一个临战的将军，迅速而清晰地发出一道道指令。他眸子里方才的犹豫与挣扎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属于医者的冷静与威严。
诊所，瞬间变成了一个战地医院。
第一个被抬进来的是个穿着新军军服的年轻士兵，大腿被子弹贯穿，鲜血汩汩外冒。林怀仁没有丝毫迟疑，立刻上前压迫止血，检查伤口。
紧接着，一个穿着清军号褂的老兵被搀了进来，胳膊被砍了一刀，深可见骨。
一个怀里抱着哇哇大哭孩童的妇人冲了进来，孩子额头被飞溅的碎玻璃划破，血流满面。
一个穿着长衫、像是教书先生的人，捂着被流弹擦伤的腰部，面色惨白地靠在墙边……
他们之中，有起义者，有镇压者，有无辜的百姓，有作乱的暴徒。但此刻，在林怀仁和他的诊所里，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需要救治的伤者。
处置室内，血腥味浓重。林怀仁手法娴熟地清创、缝合、包扎。汗水浸湿了他的额发，血污沾染了他的白衣，他却浑然不觉。穆勒工程师也在紧张地操作着x光机，为一位疑似肋骨骨折的伤者拍摄影像，以确定是否有内脏损伤。
偶尔，伤者之间会因为彼此的服饰身份而怒目相视，甚至发出低声的咒骂。但每当这时，林怀仁总会抬起头，用那双平静却蕴含着不容置疑力量的眼睛看过去，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这里只有医生和病人。”
奇迹般地，那些躁动和敌意，在他的注视下，往往会暂时平息下去。
窗外的枪声和喊杀声时远时近，诊所内的止血、缝合、安抚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与死的界限，在这方小小的空间里，变得如此清晰，又如此模糊。
林怀仁不知道这场“革命”最终会走向何方，不知道大清王朝是否会就此终结，也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但在此刻，他无比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
医者之责，救死扶伤，超越了任何政治立场，凌驾于一切时代纷争之上。这街头燃起的革命之火，映照出的，是他心中那盏永不熄灭的、名为“仁心”的灯火。这间名为“启明”的诊所，在这血与火的混乱长夜里，真正成为了绝望中的人们，一处可以托付生命的、微光闪烁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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