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破那日，天阴得发沉，绵密的雨丝打在刘禅缚手的白绢上，晕开一片潮湿的冷意。当这位蜀汉后主带着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出降时，围观的百姓没有哭泣，也没有愤怒，只是默默站在雨里，像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
这场“无声的旁观”，恰是蜀汉灭亡最残酷的注脚——一个政权失去合法性的终极表现，从来不是外敌的兵临城下，而是民众的“漠然”。蜀汉的覆灭，表层是邓艾奇袭阴平的军事奇迹，中层是黄皓专权、姜维北伐的政策失当，深层则是从“兴复汉室”的信仰断裂到“蜀人不认同蜀政”的认同危机，最终让“汉祚”的招牌沦为无人信奉的空壳。
一、信仰的断裂：“兴复汉室”从旗帜到枷锁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国号仍为“汉”，年号“章武”，意为“彰显武功”，其核心诉求清晰而强烈——延续两汉四百年正统，以“汉室后裔”的身份凝聚人心。彼时，东汉灭亡不过数年，“汉”的符号仍具号召力：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忠义传说、诸葛亮《出师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呐喊，都让“汉祚”成为蜀汉政权最核心的合法性来源。
但这个信仰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暗藏裂痕。刘备虽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却因“织席贩履”的出身缺乏确凿谱系支撑，与汉献帝的血缘早已疏远。到了刘禅时期，东汉灭亡已近三十年，亲历过两汉盛世的百姓所剩无几，“汉”的记忆在新生代中逐渐模糊。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直言：“处刘、项之世，父老知汉之德，欲复其祚；今民皆秦、汉之后，久习魏、晋之化，何暇思汉哉？”
信仰的维系，需靠现实功业反哺。诸葛亮五次北伐，虽未成功，却以“鞠躬尽瘁”的姿态让士人相信“汉室可期”；蒋琬、费祎时期转向“保境安民”，虽暂缓北伐，却也维持着“汉祚未绝”的体面。但到姜维执政时，这份平衡被彻底打破——从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到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短短十三年间，姜维九次北伐，胜少负多，耗竭了蜀汉仅存的国力。
沓中屯田的士兵“衣不蔽体”，成都街头“面有菜色”的百姓，让“兴复汉室”的口号变得空洞而讽刺。当姜维在侯和之战惨败，朝野上下终于爆发对信仰的质疑：诸葛瞻上书直言“姜维好战无功，宜贬黜”；谯周作《仇国论》，借“因余之国”与“肇建之国”的寓言，暗指小国穷兵黩武必亡；连普通士兵都在传唱“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等将死战”的哀歌——“陛下”指的是刘禅，而“死战”的目的，早已不是“兴复汉室”，只是求生。
信仰的最后崩塌，发生在邓艾兵临城下时。朝堂之上，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士族力主投降，理由直白得近乎残酷：“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若降魏，可得上爵；若奔吴，只得中爵；若守死，则无爵。”此时，“汉祚”的尊严已被换算成“爵位”的性价比，连最基本的象征意义都已丧失。当刘禅最终选择“舆榇出降”，没有士人为“汉室”殉节，只有少数如刘谌者“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这种孤独的悲壮，恰反衬出“兴复汉室”信仰的彻底死亡。
二、认同的危机：“外来政权”与益州本土的永恒隔阂
蜀汉政权的底色，始终带着“外来者”的疏离。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取代刘璋，依靠的是“荆襄集团”核心——诸葛亮、关羽、张飞等随他辗转半生的旧部，以及法正、李严等刘璋旧部中的“东州派”。这套权力架构从一开始就将益州本土士族排除在外，形成“荆襄核心、东州辅助、益州边缘”的金字塔。
刘备与诸葛亮并非没有意识到本土化的重要性。刘备入蜀后即迎娶益州士族吴懿之妹，诸葛亮治蜀时也提拔了张裔、杨洪等益州士人，但核心权力从未松动——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等要职，始终由荆襄籍或东州派掌控，益州士族最多担任郡守、县令等地方官，难以进入决策层。这种“圈子壁垒”在和平时期尚可维系，一旦面临危机，便会暴露致命缺陷。
益州士族的不满，从隐性抵触逐渐转为公开不合作。早在建兴年间，广汉太守张裔就曾抱怨“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到延熙年间，犍为太守李密（《陈情表》作者）以“供养祖母”为由，拒绝入朝为官，实则是对蜀汉政权的消极抵抗；最具代表性的是谯周，这位益州大儒在《仇国论》中明言“小国之君，好与大邦为雠，亡可立待”，与其说是反对姜维北伐，不如说是对“外来政权”耗尽益州资源的控诉。
普通民众的认同危机则更直白。刘备入蜀时，益州百姓曾因“宽赋”而拥戴，但到后期，沉重的徭役让他们不堪重负。据《三国志·蜀书》记载，蜀汉人口约94万，却需供养10万士兵、4万官吏，平均每9人就要负担1名士兵或官吏，远超曹魏（每20人负担1人）、东吴（每13人负担1人）的比例。成都平原的百姓“岁输绢三匹，绵三斤”，而曹魏仅“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种差距让“汉民”的身份认同逐渐消解。
当邓艾率军穿过阴平古道时，沿途的益州百姓不仅没有阻击，反而为其指引道路——对他们而言，蜀汉与曹魏的区别，不过是收税的人换了旗号。这种“谁来统治都一样”的漠然，比任何军事抵抗都更能瓦解政权的根基。
三、制度的失效：“以攻为守”掩盖下的治理溃败
蜀汉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服务于“北伐复国”的单一目标，缺乏弹性与纠错能力。诸葛亮制定的《蜀科》以“严刑峻法”着称，虽能在短期内凝聚国力，却也压抑了社会活力；蒋琬、费祎时期试图转向“休养生息”，却因缺乏制度性改革，未能扭转“重军轻民”的结构；到姜维时期，为支撑北伐，更是将制度推向极端——“取兵于农，取财于商”，把整个益州拖入“战时体制”的泥潭。
最致命的制度缺陷，是“决策闭环”的形成。蜀汉后期，朝堂被黄皓、陈祗等近臣把持，外廷大臣与皇帝之间的信息渠道被切断。姜维在沓中发现曹魏异动，上书请求增兵阳安关，黄皓却以“巫鬼之言”压下，刘禅竟一无所知；邓艾兵临江油时，刘禅才从宦官口中得知“魏兵已至”，这种信息闭塞源于制度性的“信任崩塌”——皇帝不信任大臣，大臣依附权臣，最终形成“谁都不相信谁”的内耗局面。
另一个制度死结是“军事优先”对民生的挤压。为维持十万大军的规模，蜀汉将盐铁、织锦等核心产业收归国有，实行“榷盐铁”“锦官城”等专卖制度，虽短期内充实了国库，却抑制了民间经济。成都织锦业虽盛，“蜀锦”远销魏吴，但利润多投入军费，普通工匠“衣不蔽体”；盐铁专卖则导致物价飞涨，益州民间“斗米千钱”，而曹魏仅“斛谷五十钱”，这种民生差距，让“汉祚”的合法性在柴米油盐中被逐渐稀释。
当制度无法平衡“军事”与“民生”，无法调和“外来者”与“本土人”的利益，最终只能靠“兴复汉室”的信仰强行粘合。可一旦信仰断裂，整个制度便会像失去钢筋的墙体，在邓艾的奇袭下轰然倒塌。
四、历史的镜鉴：合法性永远根植于“民心认同”
成都城破一个月后，刘禅被迁往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设宴时问他“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留下“乐不思蜀”的笑柄。但在这看似昏庸的回答背后，是一个政权合法性彻底丧失的无奈——连君主都不再留恋“汉祚”，又怎能指望百姓为之抗争？
蜀汉的灭亡，与其说是“后主昏庸”或“姜维误国”，不如说是一个未能完成“本土化”、未能回应民生需求、未能维系信仰共识的政权，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必然退场。它警示后世：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在于血缘、名号或历史正统，而在于能否让民众“安其居、乐其业”，能否让本土群体产生“这是我们的政权”的认同，能否让信仰与现实利益形成良性循环。
雨还在下，冲刷着成都的青石板路。那些曾为蜀汉服役的百姓，已开始向新的统治者缴纳赋税，生活似乎没什么不同。只有昭烈庙中的松柏，在雨中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是在诉说一个王朝从“兴复汉室”的豪情到“乐不思蜀”的落寞，最终在民心的漠然中，走完了它短暂的四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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