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洛阳的使臣带着刘禅的降书返回时，曹魏朝堂正在讨论如何处置蜀汉旧臣。司马昭看着那份字迹潦草的降表，突然问身边的谋士：“你说，蜀汉亡于兵力不济，还是后主昏庸？”谋士答：“皆非。其亡也，始于民心溃散，如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时，结局便已注定。”
这个比喻刺破了“天意”“国运”的迷雾——蜀汉的灭亡，从不是某场战役的失利，而是民心这张最关键的骨牌被推倒后，引发的连锁崩塌。
一、第一张骨牌：“税赋枷锁”压垮生存底线
景耀元年（258年）的秋收时节，成都平原的稻田里罕见地响起了哭声。农户周阿牛蹲在田埂上，看着自家五亩地只收了二十石稻子，而税吏刚贴出的告示上写着：“秋税征十之六，另缴‘军粮附加’三石。”这意味着缴税后，全家五口人只剩不到五石粮，连过冬都不够。
“这日子没法过了！”周阿牛把镰刀往地上一摔，稻穗散落一地。他不知道，这已是蜀汉连续第五年加税：刘备时期“十取其一”的田租，到诸葛亮时期增至“十取其二”，蒋琬、费祎时期加征“盐铁专营附加税”，姜维执政后更是推出“北伐特别税”“戎装钱”“栈道修缮费”……十余种税赋像藤蔓一样缠上农户的脖颈，越收越紧。
《蜀地农桑志》记载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章武三年（223年），蜀汉农户平均存粮“可支一年”；建兴十二年（234年），“可支八月”；景耀元年（258年），“仅可支三月”。与之相对的，是官吏俸禄的暴涨——诸葛亮时期“大将军月俸八十斛”，到姜维时期增至“两百斛”，还不算“职田”“赏赐”等灰色收入。这种“取于民者愈多，用之于民者愈少”的分配失衡，让“税赋”从“养国之本”变成了“噬民之齿”。
更可怕的是“税外之赋”。锦官城的织工要缴“染料钱”，盐井的煮盐户要缴“灶头钱”，连街头卖草鞋的都要缴“市肆钱”。有个叫陈三的鞋匠，因缴不起钱被没收了工具，蹲在街头痛哭：“我祖孙三代在成都卖鞋，从没见过这样的规矩！这哪是收税，是抢啊！”
当生存底线被税赋击穿，百姓对政权的情感便从“依附”转向“恐惧”。周阿牛的邻居王老汉，把仅存的稻子埋在地下，带着家人连夜逃往东吴——“宁做吴地鬼，不做蜀地民”，这句在蜀地悄悄流传的俗语，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二、第二张骨牌：“权力闭环”阻断上升通道
蜀汉的权力结构，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刘备带来的“荆襄集团”（包括北方来的元从、荆州的士族）牢牢占据着盒子的核心，而益州本土士族只能在盒子外围打转，永远摸不到核心的钥匙。
犍为郡士族张威，年轻时以才学闻名，被诸葛亮赞为“有公辅之才”。可直到四十岁，他还只是个蜀郡丞（相当于副市长），而比他晚出道的荆襄子弟董厥，仅凭“丞相府参军”的出身，三十岁就当上了尚书令。张威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蜀地如围城，外者欲入不得，内者坐享其成。”
这种“权力闭环”到后期愈演愈烈。刘禅时期，朝廷重要职位几乎被“南阳籍”“襄阳籍”垄断：尚书令陈祗是南阳人，卫将军诸葛瞻是琅琊人（属荆襄派系），中常侍黄皓虽是益州人，却靠谄媚上位，始终被荆襄集团排挤。益州士族想进入权力核心，要么“改籍”（谎称自己是荆襄人），要么“联姻”（嫁女给荆襄官员），尊严被踩在脚下。
更让益州人寒心的是“司法双标”。景耀二年（259年），荆襄籍官员刘阐强占益州民女，刘禅仅罚俸三月；而益州人李穆因“骂官”，竟被判处“髡刑”（剃光头发，当众羞辱）。这种“同罪不同罚”的不公，让益州士族彻底看清：这个政权从来不属于他们。
于是，第二张骨牌倒下了——益州士族从“合作”转向“消极对抗”。他们拒绝为蜀汉推荐人才，隐瞒本地粮产数据，甚至在魏军入境时“闭城自守”。当邓艾兵临城下，谯周（益州士族领袖）站出来劝降时，背后是整个益州士族的集体意志：“我们早已不是蜀汉的人了。”
三、第三张骨牌：“理想透支”耗尽精神纽带
“兴复汉室”，这个支撑蜀汉政权的精神旗帜，到后期已变成褪色的抹布。刘备时期，它是“诛曹贼、还旧都”的呐喊，能让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让诸葛亮“鞠躬尽瘁”；可到刘禅时期，它成了姜维“九伐中原”的借口，成了权贵敛财的遮羞布，早已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力量。
建威将军张翼曾劝姜维：“连年征战，民困兵疲，宜休养生息。”姜维却斥道：“汝等安知‘兴复汉室’之志！”可士兵们在前线冻饿交加时，他却在沓中“私建宅邸，广纳姬妾”。这种“理想与私利”的撕裂，让“兴复汉室”成了笑话。
普通士兵的家书里，早已不见“为汉室死战”的豪情。一个叫赵二柱的士兵在信中写道：“娘，别盼我立功了，能活着回去就好。将军说要‘兴复汉室’，可我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这汉室，兴不兴与我何干？”
连蜀汉的官员都开始怀疑“理想”的真实性。秘书郎郤正（益州人）在《陈情表》中写道：“今上下离心，士无斗志，所谓‘兴复’，不过空谈。”当支撑政权的精神纽带被权贵的贪婪腐蚀，第三张骨牌应声倒地——人们不再相信“主义”，只相信“实惠”。
四、最后一张骨牌：“沉默的大多数”变成“推墙的手”
景耀六年（263年）冬，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小道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沿途百姓不仅不阻拦，反而主动指路。有个放牛的孩童甚至牵着牛，把魏军引到了蜀汉守军的侧翼。
这不是“叛国”，而是民心背离到极致的表现。当百姓对政权的情感从“热爱”到“失望”，再到“厌恶”，他们会用最沉默的方式反抗——不支持、不保卫、不流泪。就像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当它倒下时，前面所有的积累都会化作推墙的力量。
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的军队一触即溃，士兵“降者过半”。有降兵说：“我们不是怕死，是觉得不值得。为这样的朝廷战死，爹娘都不会念我们的好。”这种“不值得”的心态，比“怕死”更致命——它意味着政权已失去了“牺牲的合法性”。
成都城破那日，百姓“夹道而观”，没有哭喊声，没有反抗声，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他们看着魏军进城，就像看着一场与己无关的雨——这或许是最彻底的否定：你的兴亡，与我何干？
结语：民心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藏在周阿牛摔碎的镰刀里，藏在张威未竟的仕途里，藏在赵二柱家书中的“不值得”里。它告诉我们：民心不是“战利品”，不是“资源库”，而是需要滋养的活水。当税赋变成掠夺，当权力变成垄断，当理想变成谎言，这活水就会变成死水，最后干涸成龟裂的土地，任谁也无法再种出“复兴”的种子。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从来不是突然倒下的。它在每一次加税的告示里摇晃，在每一次不公的判决里倾斜，在每一次理想的背叛里松动——直到最后，被一个普通百姓的一声叹息，轻轻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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