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平古道的瘴气裹着寒意,沈砚之踩着没膝的腐叶前行时,靴底不断撞上尖锐的石棱。向导说,这些棱角是当年邓艾的士兵凿出来的,七百余里险路,每一步都浸着血——有的是坠崖者的血,有的是凿石者的血,最终都汇入了景耀六年那个冬天的洪流。
“先生看这崖壁。”苏临洲指着左侧陡峭的岩壁,上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凿痕,最深的足有半尺,边缘还嵌着些锈蚀的铁楔,“《三国志·邓艾传》说‘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可这‘造作’二字背后,是两千多名魏兵坠崖而死,尸体都没能运出去。”
他们在一处稍平缓的崖边停下,向导拨开茂密的藤萝,露出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石缝。石缝两侧的岩壁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指痕,像是有人曾在此拼死攀爬。“这是‘断魂崖’,”向导的声音带着颤音,“当年邓艾的儿子邓忠就在这里摔断了腿,士兵们用藤条把他吊上来时,崖底的惨叫声能传三里地。”
沈砚之蹲下身,指尖抚过那些嵌在石缝里的布片,是蜀锦的残料,带着淡淡的桐油味。他想起在南中见过的藤甲,这些蜀锦或许是魏兵从蜀军尸体上剥下来的,用来裹住溃烂的伤口。“景耀六年,姜维在沓中屯田,为何没在阴平设防?”
苏临洲展开随身携带的《蜀汉边防图》,图上阴平古道的位置标着个模糊的“弃”字。“延熙二十年,姜维曾上书请求在阴平增设戍卒,却被宦官黄皓压下了。”他指着图上的注脚,“当时的司空董厥说‘阴平道险,粮运难继,设戍无益’,可他没说的是,国库早已拿不出粮来供养戍卒。”
前行约十里,他们在一处坍塌的桥阁遗址前驻足。残存的木梁上,刻着“景耀三年造”的字样,梁身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这是蜀军自己烧的。”向导踢开脚下的焦木,“三年前,沓中缺粮,守桥的士兵把桥板拆下来当柴烧,还把铁索熔了铸农具,说是‘反正魏兵过不来’。”
桥阁旁的乱石堆里,埋着些腐朽的竹简。沈砚之小心地剥离泥土,认出是蜀军的《戍卒日记》,上面的字迹已大半模糊,仅能辨认出“粮尽”“寒甚”“思归”等字眼。其中一卷写着:“十月雪,衣单,卒多冻毙,夜闻崖下鬼哭,似是去年坠崖的兄弟。”
“先生看那片松林。”苏临洲指向远处的山坳,那里的松树排列整齐,树下却没有枯枝,“那是蜀军的坟地。”他们走近细看,每棵树下都埋着块无字木牌,牌前的泥土里,插着些折断的长矛,矛尖都朝着北方。
“景耀五年,这里的戍卒哗变,”向导指着一棵松树上的刀痕,“为首的是个益州籍士兵,说‘宁死在家乡,不葬这绝路’,结果被军法处置,尸体就埋在这棵树下。”他忽然从树洞里掏出个陶碗,碗底刻着“阆中王”三个字,“这是那士兵的遗物,他娘还在阆中等他回去收麦子。”
暮色降临时,他们抵达阴平古道的终点——江油关。关城早已坍塌,只剩几段残墙,墙头上的“汉”字旗早已朽烂,被风撕成缕缕碎片。关前的石碑上,刻着江油关守将马邈的投降书,字迹谄媚,与关后蜀军的尸骨形成刺目的对比。
“马邈的妻子李氏,在城破后自缢了。”沈砚之望着石碑旁的枯井,“《蜀记》说她死前骂丈夫‘汝为蜀臣,不能死战,何面目见蜀人’,可马邈后来辩解,说关里只有三百老卒,连弓都拉不开,根本守不住。”
关城的粮仓里,还堆着些发霉的糙米,估算下来不足百石。苏临洲拿起一把生锈的秤,秤砣上刻着“建兴十年”,却比标准秤砣轻了一半。“连守关的粮食都被克扣,这仗怎么打?”他忽然想起绵竹关的士兵,那些饿了三天的农夫,手里的锄头还不如魏兵的铁甲坚硬。
离开江油关时,沈砚之回望阴平古道的方向,瘴气已将来路完全吞没,只隐约听见风穿过石缝的呜咽,像是无数亡魂在叹息。他忽然明白,阴平古道的裂痕,从来不是邓艾凿出来的,而是蜀汉四十三年的积弊——当国库空了,民心散了,连最险峻的天险,都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纸糊屏障。
那些崖壁上的指痕、桥阁的焦木、无字的墓碑,都在诉说一个真相:灭亡蜀汉的,从来不是邓艾的奇袭,而是它自己早已在阴平古道这样的绝境里,耗尽了最后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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