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本被虫蛀的税册
成都府库的角落里，堆着册泛黄的《景耀年间税赋总录》，虫洞像筛子眼一样布满纸页。沈砚州用竹镊子挑起其中一页，阳光透过虫洞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照亮了一行歪斜的墨迹：“绵竹郡，桑税十抽三，实缴十抽五。”
“这不是税，是抢。”他身旁的老吏咳嗽着说，“当年李刺史说‘蜀地富庶，多缴些无妨’，可桑农们用桑叶喂蚕，自己却嚼树皮。”
税册上的墨迹浓淡不一，显然是多次涂改的结果。“十抽三”被改成“十抽四”时，墨迹新鲜得发亮；再改成“十抽五”时，笔锋却重得像要戳穿纸页——那是景耀五年，李刺史的小舅子接管了桑税征收，账本上的“盈余”栏突然多出三行字，而桑农的户籍册上，“逃户”二字开始密集出现。
沈砚州翻到税册最后一页，那里贴着张泛黄的桑皮纸，是个桑农的血书：“蚕死了，人也活不成了。”字迹被泪水泡得发皱，却比税册上的朱砂印更像一个王朝的印章。
二、城墙上的砖缝
蜀地的城墙是用糯米灰浆砌的，本该坚不可摧，可景耀六年的一场暴雨后，北段城墙塌了三丈。修缮时，监工从砖缝里掏出的不是灰浆，是稻草——本该灌满灰浆的缝隙，被偷换成了稻草。
“王都护说‘省下的灰浆能修两座敌楼’。”老吏指着城墙剖面，那里的砖层像夹心饼干，“可敌楼修起来了，城墙却成了摆设。”
沈砚州摸到砖缝里的稻草，干燥得一捏就碎。他忽然想起去年在江油关见到的场景：守军为了“节省”木料，用竹片代替横梁，结果城楼塌了，压死了三个哨兵。那时的军报写着“意外坍塌”，可竹片上的刀痕明明是被人故意削短的——为了凑够“节省”的功绩。
“节省”成了掠夺的遮羞布。桑税多收的两成，变成了李刺史府里的鎏金酒壶；城墙里剩下的灰浆，砌了监工的私宅；连士兵的口粮里掺的沙土，都被记成“防潮所需”。这些细碎的“节生”，像砖缝里的稻草，慢慢蛀空了整座城。
三、将军府的账本
姜维的军帐里，藏着本私人账簿，沈砚州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上面没有兵法，只记着“某月某日，亲兵张三缺粮三日”“某月某日，弩兵李四鞋破露趾”。最扎眼的是景耀七年的记录：“粮官说‘粮够’，可士兵们啃的麦饼里全是沙。”
“姜将军总说‘再等等’。”老吏叹了口气，“等打赢这仗，等收复失地，就给士兵们换好粮。可仗没打完，人先垮了。”
账本最后一页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粮仓，旁边写着“空”。沈砚州想起史书记载的“姜维九伐中原”，那些慷慨激昂的战役背后，是士兵们饿着肚子冲锋的身影。当“再等等”变成永远的等待，当“为了蜀国”变成掠夺的借口，人心的城墙早就塌了。
四、最后的稻草
景耀六年的冬天，成都街头出现了卖儿鬻女的人家。桑农们把蚕茧全缴了税，换来的却是“拖欠税银”的罚单——因为李刺史把桑税折成了白银，而当年的蚕丝价格跌了三成。
“他们说‘市价跌了，税银不能跌’。”老吏指着街头的告示，上面写着“逾期不交，没入为官奴”，“那天刮着寒风，有个妇人抱着孩子跪在刺史府前，怀里的孩子冻得直哭，手里还攥着半张蚕纸。”
沈砚州忽然明白，蜀国的灭亡从来不是因为邓艾的奇袭，也不是因为刘禅的投降。那些多收的税、偷换的料、拖欠的粮，像无数只蚂蚁，从税册的缝隙、城墙的砖缝、士兵的粮袋里钻进去，一点点蛀空了这座看似坚固的大厦。
当桑农们宁愿把蚕苗埋进土里，也不愿再缴那“十抽五”的税；当士兵们看着敌军冲来，却握紧了手里那把豁口的刀——不是不想战，是早已没了力气战。
五、余烬
沈砚州把税册、城墙砖、姜维的账本放进箱子，锁好。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箱子的影子，像座小小的坟。
“其实啊，”老吏忽然说，“当年蜀地的桑树长得可好，蚕茧白得像雪。”
沈砚州没说话。他想起税册上那些被虫蛀的洞，每个洞里都藏着一个消失的桑农，一个饿肚子的士兵，一个抱着孩子哭泣的妇人。这些洞太小了，小到史书里都懒得记，可正是这些小洞，最后变成了让大厦倾颓的深渊。
或许历史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无数个“小不该”的累积。当一个政权开始把“掠夺”叫做“节省”，把“压迫”叫做“奉献”，它的灭亡就早已注定——不是被敌人打败，是被自己埋下的无数个蚁穴，悄无声息地吞噬。
箱子上的锁“咔哒”一声扣紧，像为这段历史盖了章。沈砚州望着窗外的月光，忽然觉得，那些被虫蛀的税册，那些藏着稻草的砖缝，才是蜀国真正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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