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曾率百官祭告天地：“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曹操父子，阶祸汉室，篡夺鸿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遂纠合义兵，奉辞伐罪……今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只：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这篇祭文，字字句句都在强调蜀汉的“正统性”——作为汉室后裔，刘备政权是“天命所归”，肩负着“兴复汉室”的使命。然而，到了后主刘禅时期，这一叙事却逐渐崩塌，从“人心所向”沦为“自欺欺人”，最终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一、“汉室后裔”符号的褪色：从“法理支撑”到“空洞口号”
刘备称帝的最大法理依据，是他的“中山靖王之后”身份。在东汉末年“人心思汉”的背景下，这一身份极具号召力——无论是荆州集团的诸葛亮、关羽，还是益州士族中的部分支持者，都因“兴复汉室”的旗号而凝聚在刘备麾下。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时，群臣上书中仍强调“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只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可见“汉室后裔”的符号仍具强大吸引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符号的效力逐渐减弱。一方面，“汉祚已尽”的观念在民间蔓延。自董卓之乱至曹丕代汉，汉室衰微已近三十年，百姓对“汉朝”的记忆逐渐模糊。尤其是曹丕代汉时，采用“禅让”形式，表面上“顺应天命”，不少士人认为“汉亡非亡于曹，而亡于自身衰朽”，对“兴复汉室”的口号不再感冒。另一方面，刘备的“宗室身份”本身就存在争议。《三国志》虽称刘备为“中山靖王之后”，但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多达一百二十余人，历经数百年，血脉早已疏远，时人多质疑其“冒认宗室”。到了后主时期，连蜀汉内部都很少有人再提及“中山靖王”的谱系，“汉室后裔”的符号已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
更重要的是，蜀汉政权的实际作为，与“汉室继承者”的身份渐趋背离。东汉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传统，在蜀汉后期的苛政中荡然无存；东汉的“察举制”虽有弊端，却能吸纳寒门人才，而蜀汉的权力被荆州集团垄断，与“汉室”的开放姿态相去甚远。当“汉室后裔”的符号无法与“民生改善”“政治清明”相结合时，其号召力便自然消解。
二、“北伐中原”的正义性流失：从“天命征伐”到“穷兵黩武”
诸葛亮的《出师表》之所以能千古流传，不仅因其文采，更因其构建了“北伐”的正义性叙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在这里，北伐是“报先帝之恩”“忠陛下之责”，更是“攘除奸凶”的天命之举，具有无可辩驳的正义性。
诸葛亮时期的北伐，虽未成功，却因“鞠躬尽瘁”的姿态赢得了士民的理解。建兴六年首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上书自贬三级，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种“揽过自责”的态度，让百姓觉得北伐虽苦，却出于“公心”。
姜维的北伐，则彻底透支了“正义性”。他“九伐中原”，多以“粮尽退军”告终，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导致“蜀民疲弊”。更重要的是，姜维的北伐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标——诸葛亮的北伐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姜维的北伐更像单纯的军事行动，甚至被时人视为“邀功固位”的手段。谯周在《仇国论》中讽刺道：“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加之以智谋，卒以相禽，其势然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这番话直指姜维北伐的“非正义性”——为了战争而战争，最终只会自取灭亡。
当北伐从“天命征伐”沦为“穷兵黩武”，蜀汉的正统叙事便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百姓不再相信“兴复汉室”的承诺，只看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苦难；士族不再支持北伐的大义，只担忧“国破家亡”的风险。这种“正义性流失”，让蜀汉政权逐渐失去了人心所向的根基。
三、“天命转移”的舆论蔓延：从“祥瑞附会”到“谶语惑众”
历代王朝都注重用“祥瑞”“谶语”强化正统性，蜀汉也不例外。刘备称帝前，群臣称“西南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将自然现象附会为“天命归刘”的征兆；诸葛亮北伐前，也有“麒麟见武都”的记载，被解读为“北伐必胜”的祥瑞。这些“祥瑞”虽属附会，却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民众对蜀汉“天命所归”的信念。
然而，到了后主时期，舆论风向却发生了逆转——“天命转移”的谶语开始流行，成为动摇蜀汉正统性的“无形利刃”。最具代表性的是谯周、杜琼等人的言论。杜琼是蜀汉的“太史令”，负责观测天象、解读谶语，他曾对谯周说：“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谯周答：“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两人借“当涂高者魏也”的谶语，暗示曹魏才是“天命所归”。
更直白的是谯周的《仇国论》。他在文中虚构“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称“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这番话表面上讨论“弱能胜强”的道理，实则暗讽蜀汉“不恤民力”，违背“天命”，必然被“肇建之国”所灭。
这些舆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反映了士民对蜀汉政权的失望。当百姓在苛政中挣扎，当士族在权力边缘徘徊，“天命转移”的谶语便有了土壤——他们宁愿相信“曹魏代蜀是天命”，也不愿再寄望于“蜀汉的复兴”。这种舆论氛围，为后来的“不战而降”埋下了心理伏笔。
四、“君臣失德”对正统性的反噬：从“君明臣贤”到“主昏臣佞”
正统性的维系，不仅需要“法理依据”，更需要“君臣德行”的支撑。刘备与诸葛亮的“君明臣贤”，是蜀汉正统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人的德行被视为“天命所归”的人格证明。陈寿在《三国志》中感叹：“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种“君臣相得”的佳话，极大增强了蜀汉的凝聚力。
后主刘禅与黄皓的“主昏臣佞”，则彻底摧毁了这一形象。刘禅的“昏庸”体现在多个方面：沉湎酒色，大修宫殿，荒废朝政；轻信宦官，疏远忠良，如姜维因忌惮黄皓而不敢回成都；面对危机毫无决断，邓艾兵临城下时，竟“群臣会议，计无所出”。黄皓的“奸佞”更是人所共知：专权乱政，卖官鬻爵；压制异己，构陷忠良；隐瞒军情，误导决策。两人的行为，与“汉室明君贤臣”的传统相去甚远，让百姓和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正统性”产生了根本怀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刘禅的行为还违背了“汉室家法”。东汉虽有外戚、宦官专权，但多数皇帝仍注重“儒学教化”，如汉明帝“崇儒重道”，汉章帝“宽厚待人”。而刘禅的“乐不思蜀”，不仅让蜀汉蒙羞，更让“汉室后裔”的身份沦为笑柄。司马昭设宴试探时，刘禅的“此间乐，不思蜀”，彻底击碎了蜀汉最后的正统尊严——连“故国之思”都没有的君主，如何能承载“兴复汉室”的天命？
“君臣失德”的直接后果，是人心离散。当诸葛瞻战死绵竹，成都城内“百姓扰扰，皆迸山野”，却鲜有“誓死守城”者；当谯周提出投降，群臣“多赞同之”，连宗室刘谌的死谏都无人响应。这种“集体沉默”，本质上是对“主昏臣佞”政权的抛弃——他们不再相信这个政权能代表“天命”，也不愿为其殉葬。
五、正统叙事崩塌的连锁反应：从“文化认同”到“心理解体”
蜀汉的正统叙事，不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更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纽带。它将“汉室”“天命”“忠义”等价值观念融入政权运作，让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产生“我们是汉人的延续”的归属感。当这一叙事崩塌，带来的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丧失，更是整个社会“心理解体”的危机。
对士人而言，正统叙事的崩塌意味着“价值坐标”的失落。诸葛亮、蒋琬等士大夫，将“兴复汉室”视为人生理想，他们的奋斗、牺牲都以此为意义。而当“汉室”沦为空谈，“北伐”变成闹剧，士人的精神世界便失去了支撑。谯周的劝降，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失落的体现——既然“兴复汉室”无望，不如“审时度势”，为百姓寻找一条生路。
对百姓而言，正统叙事的崩塌意味着“生存希望”的破灭。他们或许不懂“天命”“正统”的深奥道理，却能从“兴复汉室”的口号中获得“未来会更好”的期待。当口号变成谎言，苛政取代仁政，他们便会对政权彻底失望。邓艾入蜀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并非认同曹魏，而是对蜀汉正统叙事的彻底否定——这个政权连最基本的“民生安定”都做不到，何谈“天命所归”？
对军队而言，正统叙事的崩塌意味着“战斗意志”的瓦解。蜀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兴复汉室”的信念——诸葛亮时期的士兵，能在“祁山苦寒”中坚守，靠的就是“还于旧都”的憧憬。而当信念破灭，士兵便失去了战斗的意义。绵竹之战中，蜀军“未战先溃”，正是“心理解体”的直接表现——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也不愿为“昏君佞臣”卖命。
从刘备称帝的“天命宣言”，到刘禅投降的“面缚舆榇”，蜀汉的正统叙事在四十三年间完成了从“建构”到“崩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外部压力（曹魏的强大）的结果，更是内部崩坏（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君臣失德）的必然。它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正统性”从来不是靠血缘、口号或祥瑞维系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君臣德行与民生福祉。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这些，再动听的“天命叙事”也只会沦为自欺欺人的空谈，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景耀六年的成都，刘禅的降幡缓缓升起。那一刻，“汉室后裔”的招牌、“兴复汉室”的口号、“天命所归”的谶语，都随着这面旗帜落下而烟消云散。留给历史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更是关于“正统性”的永恒追问——究竟什么才是政权存续的真正根基？是血缘与法理，还是民心与德行？蜀汉用它的兴衰，给出了最深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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