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春雨，总带着一股潮湿的黏腻。晋泰始十年的清明，一位白发老者拄着拐杖，站在武侯祠的“出师表”碑刻前，指尖轻轻拂过“亲贤臣，远小人”的字样。他是前蜀汉尚书郎文立，如今在晋朝做着散骑常侍。每当蜀地的旧臣相聚，总会有人问：“若丞相仍在，蜀可免亡否？”文立从不回答，只像此刻这样，对着碑刻默默出神——他知道，一个政权的崩塌，从不是某个人能挽回的，那些藏在制度肌理里的裂痕，早在建国之初便已悄然埋下。
一、“跨有荆益”的悖论：地理分割与资源内耗
建安十二年，隆中茅庐的油灯下，诸葛亮为刘备勾勒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蓝图时，大概不会想到，这片看似完美的疆域，会成为蜀汉永远的隐痛。荆州与益州，一东一西，被巫山、大巴山切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江陵到成都，最快的水路也要走一个月，陆路更是“山高水险，栈道三千”。这种天然的分割，注定了两地难以形成高效的协同。
赤壁之战后，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这位“万人敌”的将军，在荆州“威震华夏”，却与益州的中枢日渐疏离。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多次遣使向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求援，却被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而当吕蒙白衣渡江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刘备正忙着在汉中与曹操对峙，等他调兵遣将准备东征，关羽早已败走麦城。
荆州的丢失，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从宛、洛以出”的北伐基地，更暴露了“跨有荆益”战略的致命缺陷：两地在军事调度、资源分配上的脱节，远非“外结好孙权”的外交辞令能弥补。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荆州派与益州派的矛盾从此浮出水面——那些随刘备入蜀的荆州旧部（如诸葛亮、张飞、赵云），与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张裔）、东州流民集团（如李严、吴懿）之间，开始围绕权力分配产生无形的裂痕。
章武二年，刘备在夷陵战败后病逝白帝城，诸葛亮受托孤之重，与李严共同辅政。李严作为东州集团的代表，被任命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实则与诸葛亮形成“一东一西”的权力制衡。建兴五年，诸葛亮准备北伐，想调李严率军镇守汉中，李严却以“江州是重地，不可离”为由拒绝，甚至提出要划分五个郡设立巴州，由他担任刺史。这种近乎“分庭抗礼”的要求，本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对资源分配的争夺。
直到建兴九年，李严因督运粮草不力被废为庶人，诸葛亮才真正实现了权力的集中。但这种集中，是以压制其他派系为代价的。益州本土士族长期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外，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日渐稀薄。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力主投降的背后，除了对时局的判断，更藏着本土士族对“外来政权”的疏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姓刘还是姓曹，只要能让益州免于战火，谁做统治者都一样。
二、“以攻为守”的代价：军事优先与民生凋敝
建兴六年，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句充满悲壮的话，奠定了蜀汉“以攻为守”的基本国策。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姜维九伐中原，四十余年间，蜀汉几乎没有停止过北伐，可这种持续的军事消耗，早已超出了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蜀汉灭亡时，户籍记载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也就是说，每九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承担一个官吏的俸禄。这样的比例，在魏、蜀、吴三国中是最高的。为了支撑北伐，诸葛亮不得不推行“军屯”制度，在汉中、祁山等地开垦荒地，可即便如此，粮食短缺仍是常态。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正是因为“粮尽退军”的老问题；姜维在段谷大败，也与“粮道被断”直接相关。
过度的军事倾斜，严重挤压了民生空间。益州原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到了蜀汉后期，却出现了“民有菜色”的记载。《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提到，刘禅投降时，成都的粮库仅余“米四十万斛”，还不够十万大军吃半年。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曹魏在关中推行“修耕植，蓄军资”，仅陈仓一地的粮储备就足以支撑大军数年。
更致命的是，“以攻为守”消耗的不仅是粮食，还有人才。诸葛亮北伐时，尚能依靠“五虎上将”的余威和自己培养的马谡、张嶷等将领；到了姜维时期，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已寥寥无几。绵竹之战中，诸葛瞻麾下的将领多是“勋贵子弟”，缺乏实战经验，这与蜀汉长期将资源投入战场、忽视人才梯队建设直接相关。当一个政权的年轻人都在战场上消耗殆尽，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有趣的是，蜀汉的军事制度本身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诸葛亮创立的“丞相府—大将军府”体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保证了北伐的效率，却也造成了“后继无人”的困境。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虽能维持局面，却都缺乏他的权威与能力；姜维虽继掌兵权，却始终受到朝堂的掣肘。这种“强人依赖症”，让蜀汉的军事战略缺乏连贯性——时而激进北伐，时而保守防御，最终在摇摆中耗尽了力量。
三、“家国同构”的困境：皇权弱化与派系倾轧
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特意在太庙祭祀汉高祖刘邦，强调“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试图以“汉室正统”的身份凝聚人心。可这种“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高度依赖皇权的权威性，一旦皇帝能力不足，便极易陷入混乱。刘禅登基时年仅十七岁，虽有诸葛亮辅政，却始终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威。
诸葛亮在世时，以“相父”之尊总揽朝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种“代行皇权”的模式，虽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却也让刘禅逐渐养成了“拱手受成”的习惯。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权力一分为二：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费祎为尚书令，主管行政。这种“分权制衡”的尝试，本意是强化皇权，却因缺乏强有力的核心，反而加剧了派系斗争。
姜维的北伐主张，始终受到“保守派”的反对。诸葛瞻、董厥等“荆州派后裔”，更关心如何维护既得利益，对耗费巨大的北伐充满抵触；黄皓等宦官集团，则利用刘禅的昏聩，不断散布对姜维不利的流言。这种内耗，让蜀汉在面对曹魏的致命一击时，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汉中防线的调整、阴平道的疏于防范、绵竹关的指挥失当，背后都是权力斗争留下的疮疤。
与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相比，蜀汉的选官制度也存在明显缺陷。诸葛亮虽强调“亲贤臣，远小人”，却未能建立起一套公平、稳定的人才选拔机制。其用人多依赖“荐举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比曹魏更严重。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陈寿等人，虽有才华，却因出身问题长期得不到重用，自然难以对蜀汉产生归属感。
晋朝建立后，王隐在《蜀记》中总结：“蜀亡者，非兵弱也，盖因制度之弊，积重难返。”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从“隆中对”的地理分割，到“以攻为守”的资源失衡，再到“家国同构”的权力困境，蜀汉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只能延缓崩塌的速度，却无法修补那些深植于体制骨髓的裂痕。
春雨渐渐停了，文立对着“出师表”碑刻深深一揖。他想起年轻时在尚书台抄录的文书，想起诸葛亮北伐前“誓讨贼寇”的慷慨，想起成都城破时百姓的哭嚎。那些画面交织在一起，让他忽然明白：历史从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忠诚或智慧就改变走向，它只遵循着制度与人性的逻辑，缓缓向前。而蜀汉的灭亡，不过是这逻辑下，一个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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