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出，书房里瞬间安静下来。黄权和沮授都看向曹铄，等着他点头——在朝廷，遇到这种事，“株连嫌疑”是再寻常不过的做法，既能震慑对手，又能消除隐患。
可曹铄却摇了摇头，语气异常严肃：“不能这么做。我们推行新政，走法治道路，最核心的就是‘罪不及无辜’。司马懿犯的错，凭什么让他的父母兄弟承担？如果我们因为‘嫌疑’就随便控制百姓，和以前那些滥用权力的旧官僚有什么区别？”
他拿起桌上的《华夏律》，翻到“人身权”那一章，声音提高了几分：“律法里写得明明白白，‘未经审判，不得限制任何百姓的人身自由’。司马家的人没有犯法，我们就不能动他们。否则，我们之前所有关于‘公平’‘法治’的承诺，都成了空话；百姓对我们的信任，也会毁于一旦。
建立法治社会最大受益者不是手握权力的人，而是普通百姓。”
黄权和沮授对视一眼，都低下了头。他们知道曹铄说得对，只是一时没跳出“朝廷思维”。贾诩也收起了之前的提议，拱手道：“大丞相考虑周全，是属下思虑不周了。”
曹铄轻轻叹了口气，走到三人面前，语气缓和了些：“我知道大家是想尽快解决麻烦，但我们不能用错的方法去做对的事。慕容跋的死，是个警示，提醒我们北境的威胁比想象中更紧迫，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守住‘法治’的底线——这不仅是约束官员，更是保护百姓，也是让整个华夏相信，我们和朝廷不一样。
天下大定，不少人人心惶惶，如果此时抓了司马防、司马朗等人，只会让华夏分裂。
不过，司马家的暗中监控不能放松。”
“喏！”
窗外的风，似乎比刚才更急了些，吹得窗棂“吱呀”作响。书房里，四人都沉默着，却各有心思——黄权在琢磨如何加强下邳的安保，沮授在思考如何加强内部安全，贾诩在盘算如何让情报更精准，而曹铄，则望着桌上的《华夏律》，眼神愈发坚定。
春耕的南方依旧热闹，可下邳丞相府的平静已被打破。刺杀的阴影笼罩在北境上空，但曹铄知道，只要守住“法治”这根弦，不被愤怒和急躁冲昏头脑，华夏就能在这场风波里站稳脚跟——毕竟，一个靠“法治”支撑的国家，远比靠“株连”威慑的王朝，更有力量。
若一个国家的治理，全凭掌权者的喜怒定夺——高兴时可随意赦免罪犯，震怒时能无故株连百姓，看似“痛快解气”，实则是在刨国家的根基。皇权数百年的教训摆在眼前：皇帝一句“龙颜大怒”，就能让满门抄斩；官员一时“心情不好”，就能让百姓蒙冤入狱。这样的“治理”，看似能震慑一时，却让百姓人人自危，让律法沦为权力的玩物，最终只会激起民怨，走向崩塌。
曹铄深知这一点。他常对身边人说：“律法不是用来‘立威’的，是用来‘护民’的。只有当整个国家上下，都把法律当成生命一样守护，百姓才敢安心生活，国家才有真正的未来。”因为这份守护，守的不只是白纸黑字的条文，更是挡住权力者欺凌普通人的“屏障”，是守住一个国家“不冤杀、不滥罚”的底线。
还记得几年前深秋，州牧府的议事厅里，曹铄曾与陈宫、田丰、张松、诸葛亮等人围坐，就“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展开过一场深入的讨论。彼时《华夏律》修订刚起步，众人对律法的侧重点各有看法：田丰作为廉政公署署长，更关注“惩戒”——他认为律法必须严厉打击贪腐、欺压百姓的行为，才能让官员不敢妄为；陈宫则偏向“制衡”，觉得律法要明确政府与百姓的权利边界，防止权力滥用。
争论到酣处，田丰忽然看向曹铄，语气郑重地问：“主公，依您之见，律法是保护百姓更重要，还是惩罚坏人更重要？”
这话问出了所有人的心思。在旧朝的惯性思维里，律法似乎天生就是“管百姓”“罚坏人”的工具，“保护百姓”不过是附加的作用。众人都以为曹铄会折中回答，却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说：“自然是保护百姓更重要。”
议事厅里瞬间安静下来。曹铄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匆匆而过的百姓，语气带着几分沉重：“你们想想，旧朝的律法少吗？《汉律》有六十篇，各种细则更是多如牛毛，可百姓过得好吗？贪官污吏照样横行，苛捐杂税照样沉重，百姓受了委屈，连递状纸都要先挨板子。为什么？因为旧朝的律法，核心是‘维护皇权’‘惩罚百姓’，不是‘保护良善’。”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一个国家，良善的百姓永远占绝大多数。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些普通人——让他们种的地不被强占，让他们赚的钱不被苛扣，让他们受了欺负能有地方说理，让他们的妻儿不用因为一点小事就担惊受怕。这才是律法的根本。至于惩罚坏人，不过是保护良善的‘手段’——因为只有严惩那些欺压百姓、破坏规则的人，良善之人才有安稳日子过。”
田丰听完，若有所思地捋了捋胡须：“主公所言极是。以前我总想着‘严惩’，却忘了‘严惩’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受害’。若是只重惩罚，却让百姓连基本的安全都没有，那律法就失去了意义。”
陈宫也点头附和：“正是这个理。我们修订《华夏律》，就得把‘保护百姓’刻在每一条里——比如‘百姓财产不可侵犯’，哪怕是官府要征用地，也得给足补偿；再比如‘诬告反坐’，谁要是故意陷害好人，就得受同样的惩罚。只有这样，百姓才会信律法，才会觉得这律法是‘自己的律法’。”
后来，华夏修订《华夏律》时，果然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靠近：新增“百姓人身权保护”章节，明确“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定罪”；细化“财产权”条款，规定“官员不得随意征调百姓财物”；甚至加入“儿童保护”条目，要求“孤儿必须由官府妥善安置，不得流落街头”。每一条细则的背后，都藏着“护民”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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