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始二年的春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尚未出正月，洛阳城外的泥土已透出些许湿软的气息。然而，这股暖意并未完全驱散朝堂之上因另一项重大举措而带来的紧张与忙碌。在经历了封赏、立法、统一、兴学、抚恤等一系列奠定新朝根基的大事之后，袁术终于将改革的利刃，指向了帝国最庞大也最敏感的肌体——赋税与徭役。
这一日，德阳殿内的气氛格外凝重。巨大的牛皮地图前，新增了许多代表人口与田亩的细小标记和数字，但这些标记大多陈旧、模糊，甚至相互矛盾。大司徒张昭、大司农刘晔，以及负责具体执行此事的户曹尚书（新设官职，掌管户籍、赋税）等人，正躬身向皇帝汇报着令人头疼的现状。
“陛下，”张昭的声音带着疲惫，“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百姓流离，豪强隐匿人口，兼并土地，各地户籍、田亩册籍混乱不堪，十不存一。许多郡县上报的户口数字，还是桓灵时期的旧账，早已不符实际。”
刘晔接着补充，语气更为尖锐：“赋税征收，更是弊端丛生。旧制本已繁琐，更有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加派各种杂捐杂税，诸如‘火耗’、‘脚钱’、‘润笔’等等，多如牛毛。豪强之家，或凭借权势免役免税，或将税赋转嫁给贫苦小民。真正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往往是那些最无反抗能力的自耕农。长此以往，民力枯竭，田野荒芜，非国家之福啊！”
袁术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御案。这些情况，他并非不知。来自后世的他，更清楚一个混乱的、不公平的税收系统对国家的伤害有多大。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民为邦本，本国邦宁。”袁术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臣子的耳中，“若百姓终岁劳苦，所得却不足以养家糊口，还要承受无尽的徭役盘剥，则民心离散，邦基动摇。朕起于微末，深知民间疾苦。前朝之鉴，犹在眼前！”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目光锐利地扫过那些混乱的标记：“故此，朕意已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彻底的户口和田亩普查！重新造册，摸清家底，然后，制定新的、统一的、轻简的赋税徭役制度！”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应道，但神色各异。鲁肃、刘晔等务实派面露赞同，深知此乃强国富民之基；而一些与地方豪强关系密切的官员，则眼神闪烁，心中暗自叫苦。这“彻底”二字，意味着要触动无数人的奶酪。
“具体如何行事？”袁术看向新任的户曹尚书，一位以精细干练着称的官员。
户曹尚书早有准备，上前一步，条理清晰地奏报：“臣等拟定，此次普查，分三步走。其一，由朝廷统一印制新的户籍、田亩登记表格，快马发至各州郡县。其二，由各州县官吏为主，朝廷派遣干员监督，深入乡、亭、里，实地核查。要求‘户必到，人必见，田必量’，重新登记每户人口（姓名、年龄、性别、关系）、每块田亩（位置、面积、肥瘠等级）。严禁胥吏凭空捏造，更严禁豪强隐匿。其三，所有登记册籍，一式三份，乡、县、州各存一份，户曹总部留存总册备份。”
“好！”袁术点头，“务必详尽！不仅要登记在册的，那些依附于豪强的‘荫户’、‘宾客’，也要想办法清查出来，登记造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告诉那些刺史、太守，此事关乎其考绩，若有敷衍塞责、包庇豪强者，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他顿了顿，说出了最关键的部分：“待普查完成，新册既定，便颁行新的赋税之法。总的原则就是：轻徭薄赋！”
“田赋，遵循汉初‘三十税一’之制，即收取田地出产的三十分之一为税。此乃轻税，务使耕者有其食。”
“口赋、算赋等人头税，予以简化合并，定额收取，禁止地方随意加派。”
“更关键的是，徭役！”袁术语气加重，“明确规定，男子年二十至五十六，每年需服徭役二十日。可纳钱代役，称为‘庸’。严格控制役期，不得超时，更不得在农忙时节随意征发！所有法定之外的征派，一律视为非法，百姓可向官府申诉，官府必须受理严查！”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殿中众臣都明白，皇帝这是要动真格的了。“三十税一”的田赋，确实极轻，足以让百姓休养生息；而严格限制徭役、允许纳庸代役，更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人身束缚和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但同时，彻底清查户口田亩，等于是向隐匿人口的豪强宣战。
诏书很快颁行天下。当“清查户口，重定赋税”的消息传到地方时，引发的震动比之前的任何政令都要剧烈和复杂。
在洛阳周边，朝廷的控制力最强，普查工作率先展开。由县衙小吏、乡亭长老以及朝廷派下的监察御史组成的普查小队，拿着统一的表格，开始走村串户。
“老丈，家里几口人？都叫啥名？多大年纪了？”
“这块地是您家的吗？咱们得量一下，看看是上田、中田还是下田。”
起初，许多百姓面带疑虑，甚至恐惧。长久以来，官府上门多半没好事，不是征税就是拉夫。但当官吏们耐心解释，这是皇帝为了减轻赋税、平均负担而进行的普查，并且当场宣读了“三十税一”和“役期二十日”的新规后，不少人将信将疑地开始配合。
而在一些豪强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阻力开始显现。
冀州某郡，一个田连阡陌的大家族，族长对着前来普查的官吏打着哈哈：“哎呀，几位上官辛苦了。只是家中仆役、佃户散居各处，一时难以聚齐，田契地契也需时间整理，可否宽限几日？”这显然是拖延之计。
江东某县，甚至有豪强暗中指使家丁，恐吓那些愿意配合官府登记的原先依附于他们的佃户，声称若敢独立立户，便收回土地，让他们无立锥之地。
这些情况，通过监察系统和地方官员的奏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洛阳。袁术对此毫不意外。他一方面严令各地官员，对于阻挠普查者，无论其背景如何，一律依法严办，必要时可调动当地驻军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光靠强硬手段不行。
“传朕旨意，”袁术对鲁肃和刘晔说道，“此次普查，对于主动配合、如实申报的豪强大户，其合法拥有的田产，朝廷予以承认，并按新制征税。对于以往依附于他们的佃户，若愿意独立立户，官府需协助其获得土地（可以是官田分配，或鼓励开荒），并给予初期农具、种子借贷。要让他们看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比依附豪强更有保障，更有前途！”
这是软硬兼施的策略。同时，袁术再次展示了其善于利用宣传手段的一面。他命人将新的赋税徭役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成告示，在各州郡县、乡亭市集广泛张贴宣读，务必使“三十税一”、“役期二十日”深入人心，让百姓成为监督政策落实的眼睛。
数月之后，效果开始逐步显现。在朝廷强力推动和利民政策的吸引下，普查工作艰难地向前推进。大量的隐匿人口被清查出来，重新登记入册；田亩的界限被重新划定，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明晰。
在司隶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老农李三看着自家刚刚被重新丈量过的田亩，以及手里那张盖着红印的、写着他家五口人名字和十五亩中田的新户籍简册，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
“三十税一……役期二十日，还能交钱顶替……”他喃喃自语，对着洛阳方向拱了拱手，“陛下……这是真龙天子啊！咱们老百姓，总算能喘口气了！”
他的儿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壮小伙，也兴奋地说：“爹，以后我农闲时去服役，或者攒点钱交‘庸’，咱家这地，您一个人加上娘和妹妹，也能伺候得过来！说不定，明年咱家还能多开点荒地呢！”
类似李三家的希望，在帝国的无数角落悄然萌生。尽管赋税改革触动了旧有利益格局，引发了不小的动荡，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小规模的冲突，但袁术以强大的决心和灵活的手段，坚定不移地推进着。
新的户籍和田亩册籍，如同给帝国绘制了一幅更清晰、更真实的经济地图。而“三十税一”与“轻徭薄赋”的政策，则如同甘霖，开始滋润这片久经战乱、干涸龟裂的土地。农业生产开始显现复苏的迹象，长期在重压下挣扎的百姓，终于得以稍稍直起腰杆，看到了活下去、甚至能活得更好一点的希望。这希望的微光，正是“武始之治”盛世即将到来的，最朴实也最坚实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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