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8日，深秋的沈阳刮起了冷风，街道上的落叶被吹得打着旋儿，却吹不散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凝重。上午8点半，审判庭的大门还没开，旁听的人群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有受害者的家属，有拿着相机的媒体记者，还有些自发前来的市民。郑钧的妻子穿着一身黑衣，围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顾行的父母互相搀扶着，手里攥着顾行的黑白照片，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角落里，秦柏唯一的远房表姐缩着肩膀，眼神躲闪，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巾。
上午9点整，审判庭的大门缓缓打开，法警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来，随后，秦柏被押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比上次会见时又白了些，零星的白发贴在额前，却依旧坐得笔直，走到被告席时，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旁听席，最终落在了角落里的程野身上——程野穿着警服，正平静地看着他，无声地点了点头。秦柏也轻轻颔首，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告别。
审判长敲击法槌，清脆的声响在审判庭内回荡，庄严肃穆的气氛瞬间笼罩了整个房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审理被告人秦柏故意杀人一案。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站起身，手里捧着厚厚的卷宗，声音庄重而清晰：“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秦柏因对1983年沈砚冤案判决不满，为报复当年办案人员及相关证人，于1986年3月至4月间，先后实施四起故意杀人行为：1986年3月12日，在呼兰县杀害郑钧；1986年3月25日，在哈尔滨市杀害顾行；1986年4月5日，在呼兰县杀害邵廷；1986年4月18日，在沈阳市杀害江屿。被告人秦柏作案手段残忍，使用匕首、枪支等凶器，造成四人死亡，社会影响恶劣。现有证据包括作案凶器、笔迹鉴定报告、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23项，均能证明被告人秦柏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提请法院依法判处。”
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将证据清单和实物证据一一呈上。法警拿着主匕首、备用匕首和那把64式手枪，依次展示给旁听席和合议庭成员看——匕首上的血迹虽然已经干涸，但依旧能让人联想到案发时的惨烈；枪支的枪托上，那个微小的“沈”字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悲剧的源头。
接下来是辩护律师发言。秦柏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派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律师，他站起身，语气诚恳：“我的当事人秦柏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他本人供认不讳，没有任何辩解。但我请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以下两点：第一，秦柏的作案动机源于沈砚冤案，他是在长期的冤屈和痛苦中，才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与一般的恶性杀人案件有所区别；第二，秦柏在案发后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主动交代作案细节，为沈砚案的复查提供了关键线索，还委托律师将自己唯一的房产变卖，所得款项一部分捐给沈砚的母亲，一部分作为赔偿款交给受害者家属。这里有秦柏写给程野警官的感谢信，还有沈砚母亲刘桂兰女士的求情信，恳请法庭予以参考。”
老律师将信件递给法警，审判长接过信，当庭宣读了刘桂兰的求情信。信纸上的字迹有些颤抖，却透着真诚：“秦柏这孩子，也是个苦命人。他记着我们家沈砚的好，这些年偷偷照顾我，还帮沈砚洗清了冤屈。他杀了人，我知道他有错，该受惩罚，但我还是想求法院，能给他一个机会。要是实在不能，也希望他能走得安心些。”
信读完后，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抽泣声。郑钧的妻子捂住嘴，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顾行的母亲看着手里的照片，肩膀不停地颤抖。审判长敲了敲法槌，示意庭审继续：“现在进入质证环节，请关键证人程野出庭作证。”
程野站起身，走到证人席上，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以人格和职业操守保证，所提供的证言真实、客观，无任何隐瞒和伪造。”
公诉人首先发问：“程警官，根据你的调查，被告人秦柏在作案前是否有预谋？他的反侦察意识如何？”
程野看着公诉人，声音沉稳：“秦柏的作案有明确的预谋。他从1983年沈砚案发后，就开始策划复仇，提前三年踩点、练习笔迹、准备凶器，甚至为了掩盖身份，特意从事装修工作，培养自己的细致和耐心。在作案过程中，他刻意清理现场痕迹，选择偏僻的作案地点，反侦察意识极强，给前期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随后，辩护律师发问：“程警官，被告人秦柏在被抓捕后，是否配合调查？他对沈砚案的复查是否有帮助？”
“是的，秦柏配合度很高。”程野点头，“他被抓捕后，主动交代了所有作案细节，包括备用匕首的藏匿地点、笔迹练习稿的位置，还提供了当年预审科小李的线索，这些都为沈砚案的复查提供了关键支持，加速了冤案的平反进程。”
质证环节结束后，审判长看向被告席：“被告人秦柏，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现在可以进行最后陈述。”
秦柏缓缓站起身，他的身体有些瘦弱，却依旧挺直了脊梁。他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又看了看程野，声音沙哑却清晰：“我杀了四个人，毁了四个家庭，罪该万死，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我知道，我说再多的‘对不起’，也换不回他们的生命，也弥补不了我犯下的错。”
他顿了顿，眼眶微微发红：“我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沈砚——我的好兄弟，他蒙受了不白之冤，被错误地判处死刑。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活在痛苦和愤怒中，我看着他的母亲孤苦伶仃，看着那些制造冤案的人依旧过得安稳，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恨意。现在，沈砚的冤案终于平反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我委托律师把我唯一的老房子卖了，得了800元钱，300元留给自己做生活费，剩下的500元，一部分捐给沈砚的母亲，一部分交给受害者家属，算是我最后能做的一点补偿。”秦柏的声音越来越低，却带着一种坦然，“我知道，我罪大恶极，死不足惜。我只希望，通过我的案子，能让更多的人重视冤案，让更多像沈砚一样的人不再蒙受不白之冤，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不会因为冤屈而走上绝路。”
就在这时，旁听席上突然传来一声哭喊：“你杀了我丈夫，一句‘对不起’，一点钱，就能弥补吗？”郑钧的妻子猛地站起身，手指着秦柏，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丈夫虽然办错了案，但他也是为了工作，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杀了他？我们家的天，都被你毁了！”
秦柏低下头，声音带着愧疚：“嫂子，对不起。我知道，我再怎么道歉也没用，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有来生，我愿意偿还你们的债。”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示意旁听席保持安静：“最后陈述结束。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合议庭将进行评议，择期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法警再次押着秦柏离开审判庭。经过程野身边时，秦柏停下脚步，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却像是在表达感谢。程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秦柏是凶手，他的罪行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的悲剧，也让程野深刻地意识到，每一起冤案，都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后果。
庭审结束后，旁听的人群陆续离开。郑钧的妻子走到程野面前，情绪依旧激动：“程警官，我以前恨秦柏，恨沈砚，我觉得是他们毁了我的家。现在知道沈砚是冤枉的，秦柏也是个可怜人，我心里更难受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张郑钧的照片，照片上的郑钧穿着警服，笑容严肃，“这张照片，我带了很多年。我会把沈砚平反的事告诉郑钧，让他在地下也知道，他当年办错了案，也让他知道，冤屈终于被洗清了。”
程野接过照片，看着上面的郑钧，心里叹了口气：“嫂子，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法律会给所有人一个公正的判决。”
当天下午，《辽宁日报》《沈阳晚报》的记者围着程野，询问案件的细节和沈砚案的复查过程。程野简单介绍了情况，最后说：“秦柏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作为执法人员，我们必须严谨办案，尊重证据，尊重生命，绝不能让冤案重演。因为我们办的每一起案子，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幸福。”
几天后，程野收到了辽宁省公安厅的通知——他因在秦柏案和沈砚案中的突出表现，被记“个人二等功”。领奖那天，程野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荣誉证书，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喜悦。他看着台下的同事，缓缓说道：“这个功，不是给我的，是给沈砚的，是对他冤屈得以洗清的告慰；也是给所有坚守正义的人的，提醒我们未来办案，要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辜负身上的警服，不辜负老百姓的信任。”
领完奖后，程野独自一人来到呼兰县烈士陵园。沈砚的名字刻在“冤案平反纪念墙”的第一行，在阳光下清晰可见。他站在纪念墙前，拿出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正义尽早到来，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被公平对待。”
秋风拂过，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回应着程野的誓言。他知道，秦柏案的判决还没下来，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跨越三年的悲剧，都将成为他心中永远的警钟，提醒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要以更严谨、更负责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守护好每一份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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