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刘峰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桌上摊着厚厚一沓信纸，他却迟迟没有落笔。
直接向钟灵书记求助，是最简单的办法，但他知道不能这么做。
这不仅会让自己产生依赖心理，更会让改革事业陷入派系斗争的泥潭。
要走群众路线...
他喃喃自语，目光落在桌角那本《毛泽东选集》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几个字在晨光中格外清晰。
是该让真实的声音被听见了，刘峰轻声自语。
他拨通了深圳劳动局的电话：老李，我想请你帮我做个调研...
三天后，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摆在了刘峰案头。
数据显示，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后，特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降反升，工伤事故率下降四成，工人们参加业余学习的比例翻了两番。
劳动者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特区的工作岗位，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多了八个小时。
但这还不够。
刘峰对电话中，向自己汇报的老李说，数字是冷的，人心是热的。我们需要让决策者听见，工人们真实的声音。
他开始了自己的群众路线。
会议上的交锋像一阵风，迅速传遍了京城各个部门。
有人等着看刘峰的笑话，有人为他捏一把汗，更多人在观望——这个从特区来的年轻人，要如何应对来自“四公子”派系的攻势。
刘峰请了三天的假，专门飞去深圳，亲身走进基层去倾听，人民最真实的声音。
凌晨四点，刘峰独自站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大门外。
深秋的晨风带着凉意，天色仍是墨蓝。但工业区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推着早餐车的小贩，睡眼惺忪却脚步匆匆的年轻工人，还有在路灯下抓紧时间看书的学徒工。
阿姨，这么早就出摊了？刘峰走到一个卖肠粉的摊贩前。
不出摊不行啊。中年妇女麻利地擦拭着灶台，工人们六点就要上工，就这个时间能吃点热乎的。
刘峰要了一份肠粉，顺势帮忙摆起凳子：现在工人们还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吗？
哪能啊！旁边一个等餐的年轻工人插话，自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总算能喘口气了。
以前下班累得倒头就睡，现在还能去夜校读读书。
天光渐亮，工业区大门完全打开，人流如织。刘峰跟着涌动的人群，走进一家电子厂的生活区。
刘峰说明情况，亮明身份后，被工厂的负责人带到一间办公室。
在简陋的工会办公室，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心里话。
“以前加班加点，挣的钱都送给医院了。”
“以前有一个小伙子，因为天天加班，在机床前睡着了，一只手都没了”
“现在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了。”
“厂里组织技能培训，我学会了操作新机器，工资还涨了。”
刘峰认真记录着，每一个工人的话。
随后三天，他走访了建筑工地、纺织厂、玩具厂，新建的钢铁厂，甚至深入到工人居住的城中村。
在建筑工地的板房里，一个老工人拉着他的手说：领导，我们出来打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把命搭上。
八小时工作制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把我们当人看。
在劳务市场，他遇见了一个来找工作的年轻人。当听说这家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钱少点没关系，我要活得久一点。
第三天傍晚，刘峰在工人们常去的小广场上，看到了一幅动人的景象：下班的工人们在打篮球、下象棋，几个年轻人在练习吉他，旁边的阅览室里坐满了看书的工人。
每天晚上，刘峰都在灯下整理这些见闻。
他用工人们的原话，记录下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那个终于能在下班后陪伴孩子的母亲，那个在夜校学会识字的青年，那个因为休息充足而创新纪录的班组...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特区。
刘峰对陪同的基层干部说，不是血汗工厂，而是能让劳动者有尊严地生活的地方。
回北京的前夜，刘峰在招待所的台灯下整理调研笔记。工人们朴实的话语，比任何报告都更有力量。
他突然想起老师在《农村调查》中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那些在办公室里空谈影响投资环境的人，可曾听过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心声？
第二天，他带着厚厚的调研笔记和一卷录音带，登上了返回北京的航班。
在飞机上，他整理出一份详实的报告，题目是《来自特区劳动者的声音——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调研报告》。
报告的开头，他写道：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如果我们的发展，要以牺牲一代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这样的发展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与此同时，赵卫国等人也在加紧行动。他们在各种场合批评八小时工作制“不符合国情”、“拖慢发展速度”，甚至组织了几位“专家”撰写内参，列举八小时工作制的种种“弊端”。
一场关于刘峰的批评会终于召开了。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部委的干部，赵卫国率先发言，慷慨激昂地批评八小时工作制是“照搬西方”、“脱离实际”。几个事先安排好的人纷纷附和，会场气氛一度对刘峰十分不利。
轮到刘峰发言时，他没有急着辩解，而是拿出了厚厚一叠材料。
“同志们，我这里有一份特别的调查报告。”刘峰平静地说，“过去一个月，我走访了深圳的十二家工厂，采访了一百八十六名一线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现在，我想请大家听听他们的心声。”
他开始朗读那些真实的记录：
“纺织女工王秀英说：八小时工作后，我第一次有时间上夜校...”
“钢铁厂张师傅说：这半年事故少了三成，产量反而上去了...”
“工程师小李说：科研需要清醒的头脑...”
每读一段，会场就安静一分。那些活生生的故事，那些朴实的语言，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刘峰放下材料，环视全场：“赵司长说八小时工作制脱离实际，可是这些工人、技术人员的话，难道不是最真实的实际吗？
专家们说这会拖慢发展，可特区新建的钢铁厂产量，提升的数据就摆在这里！”
赵卫国脸色铁青：“你这是片面之词！”
“是不是片面之词，我们可以组织更大范围的调研。”
刘峰直视着他，“如果大多数工人都说八小时工作制好，专家们凭什么说它不好？
如果实践证明，它既保障了工人权益，又提高了生产效率，我们为什么要反对？”
会场里响起了窃窃私语，许多原本中立的人开始点头。
会议结束后，王副主任特意走到刘峰身边，轻声说：“小刘啊，你这份调查报告，能不能给我一份详细的？我想带到，更高级别的会议上去。”
当晚，刘峰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直到深夜。小陈兴奋地走进来：“刘秘书，今天会后，好几个部门的同志都在议论，说您用事实说话，让他们看到了真实的基层情况。”
刘峰望着窗外京城的夜色，轻轻摇头：“这不是我的胜利，这是民心的胜利。
只要我们真正走到群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他想起在深圳时，一位老工人对他说过的话：“干部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如今，这杆秤正在称出真正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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