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放出的风声，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
商都这潭水，彻底被搅浑了。
这几天，工作组小楼变得格外“热闹”。不再是硬闯来说情施压的，而是多了许多“主动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的人。
有工商局的科长，带着几分“无意中”发现的，关于“四海贸易”违规审批的材料。
有税务所的副所长，神情紧张地透露某位领导曾暗示对“四海贸易”税收上“宽松处理”。
甚至还有公安分局的干警，趁着夜色，送来几封没有署名的举报信，内容直指马玉良副局长，在一些案件中徇私枉法。
雷刚将这些，零零总总的信息，汇总到刘峰桌上，脸上带着一丝讥诮：“刘组长，这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还没怎么着呢，自己就先乱起来了。”
刘峰翻阅着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些边角料，伤不了筋骨，但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圈子，出现了裂痕。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蔓延，每个人都想抢先一步，把自己摘出去，或者把别人推出去顶缸。
“意料之中。”
刘峰将材料放下，语气平淡，“利益结合体，本就是最脆弱的。顺风顺水时称兄道弟，大难临头时，谁都想跑得快一点。让他们继续表演，注意甄别，有用的信息留下，想借刀杀人的，记下来，以后再说。”
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最关键的，那两个人身上，副市长韩东明，和副局长马玉良。
韩东明到底是老江湖，沉得住气。
面对工作组约谈，他分管的几个局长，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还在一次市里的会议上，义正词严地强调要“积极配合中央工作组的工作，彻底清除害群之马”。
但暗地里，刘峰收到消息，韩东明的妻子以“探亲”为由，昨天已经悄悄离开了商都，目的地是南方的某个沿海城市，这是在安排后路了。
而马玉良，则彻底成了惊弓之鸟。
他被无形的压力，折磨得快要精神崩溃。工作组不找他，不问他，就当他不存在一样。
但这种“忽视”，比任何审讯都更可怕。他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扔在广场上，周围全是眼睛，指指点点，却没人告诉他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他试图联系韩东明，电话转到秘书那里，永远是“韩市长在开会”。他去找平时称兄道弟的几个老板，对方不是出差就是抱病不见。他彻底被孤立了。
这天夜里，马玉良独自一人躲在办公室，灌了半瓶白酒，眼睛通红。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又看看桌上那部沉默的电话，内心的恐惧和绝望达到了顶点。
他猛地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那是他在省公安厅的一个老同学，也是他最后能想到的、或许还能说上话的关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老马？”对面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和疏远。
“老张！是我，玉良！”马玉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声音急促而沙哑，“你得帮帮我！这次工作组是冲着要我命来的！黄斌那个杂种肯定乱咬人了！我……我当初也是没办法，有些事是韩……”
“老马！”对方猛地打断他，语气严肃，“你喝多了！别在电话里胡说八道！”
马玉良一愣，酒醒了一半。
电话那头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丝警告意味：“玉良，听我一句劝，现在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说！尤其不要在电话里说任何事！工作组……唉，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不等马玉良反应，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马玉良握着电话的手无力地垂下，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面如死灰。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他完了。
他呆呆地坐了很久，直到窗外天色微亮。他猛地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到窗边，看着下面已经开始有行人和车辆的街道。
一种穷途末路的疯狂，渐渐取代了他眼中的绝望。
不能就这么完了！他马玉良在商都混了这么多年，不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碾死！
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戾。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谁都别想好过！
他回到办公桌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放着一本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黑色笔记本。
他颤抖着手抚摸着笔记本的封面，这里面记录着他这些年经营的关系，经手的事情，以及……一些足以让很多人睡不着觉的东西。
这是他留给自己最后的保命符，或者说，是同归于尽的筹码。
他深吸一口气，将笔记本塞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他要主动去找工作组！他要把知道的一切都抖出来！
他就算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尤其是韩东明！
早上八点，工作组小楼刚开门不久。
马玉良提着公文包，脸色灰败，但眼神却带着一种异样的决绝，出现在了门口。
“我要见刘组长！”他对负责警卫的战士说道，声音嘶哑，“我有重要情况，要向工作组坦白！是关于韩东明的！”
战士看了他一眼，通过内部电话请示。
几分钟后，雷刚走了出来，冷峻的目光扫过马玉良和他紧紧抱在怀里的公文包。
“马副局长，刘组长请你进去。”
马玉良深吸一口气，跟着雷刚，走进了那栋他曾经试图施加影响，如今却决定葬送自己和他人的小楼。
他知道，这一步踏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但他已经没有选择。
风暴的中心，因为这只惊弓之鸟的决绝，即将迎来最猛烈的爆发。刘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
他知道，敲碎了外围的壳，终于要见到里面最肮脏的核了。
是该让这些贪官污吏，知道什么叫做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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